宓妃留枕魏王才？

曹植的《洛神赋》把洛神之美写得迷离恍惚，神光离合，惊艳了世人的眼眸。曹植说美人“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并深深爱上了她，与之邀约，而美女洛神也“指潜渊而为期”……神人相隔，终将别离，洛神哽咽曰：“虽然隐居在天界，我会时常思念君王……”还没说完，忽然行迹隐去，神光消遁，只留下怅然若失的曹植，在江边徒然呆呆遥望……

洛神宓妃之美，不仅摄走了曹植的魂魄，也牵扯了众多爱慕此篇章的读者的心，于是大家争相寻找赋中宓妃的原型，由于《洛神赋》原名《感甄赋》，一般认为是因曹植被封鄄城所作；亦作《感鄄赋》，“甄”通“鄄”(juàn)，因魏明帝曹睿将《感甄赋》改名为《洛神赋》，很多人就把这曹睿的改名，认为是其间牵涉了其母后甄氏和曹植难以言说的情感，于是洛水之神的原型就成了甄氏，他们才不管曹睿是不是避母后的名讳呢，才子佳人的浪漫传说，总是给人无限美妙的遐思。于是一段关于曹植恋嫂的缠绵凄恻的爱情故事就此诞生了。

故事出于唐代李善在《昭明文选》后的注解：最初想娶甄妃的是曹植，结果却被曹丕抢了先，曹植却一直念念不忘。在甄妃死后，曹植入朝去觐见曹丕，曹丕拿出甄妃曾用过的金缕玉带枕给他看，曹植睹物思人，大哭一场。到了晚上，甄后之子曹睿摆宴请自己叔叔，干脆把这个枕头送给他。曹植揣着枕头返回封城，途经洛水时梦见甄妃前来与之幽会，有感而发，写成了千古名赋《洛神赋》

由于此赋的影响，加上人们感动于曹植与甄氏的恋爱悲剧，故事相传，就把甄后认定成洛神了。

对于曹植与宓妃的叔嫂情感提出质疑的人很多，综合起来大约有五点：

第一，曹植爱上他的嫂嫂很不可能。他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写《感甄赋》。丕与植兄弟之间因为政治的斗争，本来就很紧张，曹植写《感甄赋》，岂不是色胆包天，不怕掉脑袋了吗?

第二，图谋兄妻，这是“禽兽之恶行”，“其有污其兄之妻而其兄晏然，污其兄子(指明帝)之母而兄子晏然，况身为帝王者乎?”

第三，李善注引《记》所说的文帝曹丕向曹植展示甄后之枕，并把此枕赐给曹植，“里老所不为”，何况是帝王呢?极不合情理，纯属无稽之谈。

第四，《感甄赋》确有其文，但“甄”并不是甄后之“甄”，而是鄄城之“鄄”。“鄄”与“甄”通，因此是“感甄”。曹植在写这篇赋前一年，任鄄城王。

第五，《洛神赋》一文，是“托词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纯是爱君恋阙之词”，就是说赋中所说的“长寄心于君王”。

后来的人否定叔嫂情不过是重复这些观点。如果说有所增加，只是说，14岁的曹植不大可能向曹操求娶已经24岁的已婚女子为妻。

今天我也想阐明一下自己认为这个传说不可信的观点：

其一，《洛神赋》中的宓妃仅仅是一个想象中的虚幻的形象而已,则其爱慕之情便是有所寄托了。

曹植在《洛神赋》序里写道，黄初三年，他到京师朝见天子，回去时候经过洛水，想起了古人传说的巫山神女之事，所以就写了这篇赋。

由曹植的序文来说，这个洛神宓妃，完全是他调动了千般相像万般神思而幻化成的美人。真实的事物虽然美，但是美得有限制，不能随意而为；而最美的是想像之美。所以画家才会说，“鬼神最容易画”。《韩非子》记载：有人为齐王作画，齐王问他：“画什么最难？”他说：“狗马最难画。”齐王又问：“画什么最容易？”他说：“画鬼怪最容易。狗马（之类的动物），人人都知道，不可仅仅画得相似而已，所以难画；鬼没形状，不会出现在眼前，所以容易画。”

因为想像是不受约束的，可以把所能想像的美都加给想像的那个对象。你看，从曹植的《洛神赋》开始，用“凌波微步、翩若惊鸿”来形容美女就出现了：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贺祷《青玉案.横塘路》）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陆游《沈园》）。不管是贺铸对可望不可即的美人的描写，还是陆游对爱妻美的描写，都收益于曹植对洛神之美描述的启发。

中国文学史中写想象中的美女是有传统的，最早当然是曹植在《洛神赋》序中提到的那个宋玉所写的巫山神女了，后来陶渊明老先生也写过一篇罗曼蒂克的《闲情赋》。但是这些对美女的描写并不是都有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它带给读者的更多的是一种追求向往的诗意。因为追求不得，才辗转反侧，才让人怀有一种诗意的无穷无尽的向往之情。以曹植这个失路之人来说，又何尝不是以想象中的美女来托付自己的志向呢？

惟其是想象之人，才可以说甄氏不是洛神的原型，当然叔嫂之情也是不存在的了。

其二，曹植是一个率真的纯情诗人，情感总是不加节制，任性而为。

纯情的诗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节制和反省，对自己的情感往往是很直接地就表现出来了。

曹植曾经写过一篇《与杨修德祖书》，其中提到他的一个朋友丁敬礼，他说“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后边还写到丁敬礼对他说：我的文章虽经你修改了，可是后事又有谁知道呢？曹植这样写真是不厚道，这就是他的率性而为的性情，他所有的情感都是不加反省，很直接就表现出来了。这也正是他最终失宠于父亲曹操，争位失败于曹丕的最重要原因。

史书载，一次曹操离开了邺城，他私自打开“司马门”，乘车到只能王公本人才能走的“驰道”去跑了一圈。曹操知道后非常生气，认为他是知法犯法，目无法纪，，心里对他打了几分折扣。还有一次一次曹操派人去叫他商量出兵大事，结果他饮酒，醉得不省人事。曹操十分气愤，对他失望至极。

从曹植的这些作为可以得出，如果曹植对甄氏真的有传说中的那么缠绵深厚的情感，何以仅仅以一篇赋，而且是在甄氏亡后才把这份情感狂热地表达出来呢。以他的任性率真，一定会在其它文章中或隐或露地表达，绝不会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其三，那就是要追究为《洛神赋》作注解的唐人李善的责任了。

给《昭明文选》中这篇《洛神赋》作注的人很多，而最流行的就是李善的注。李善是唐朝人，他在注解中引了一段话，就是前文提到的故事。李善只是说是古时候有这样的记载，到底是哪里的记载，他没有说。李善的不负责任的引用，为后人继续流传这个故事做了不可靠的依据。李善的注本称之为“一臣注”，在李善之后的唐代开元时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也给《文选》作注，称“五臣注”，这个注本上就没有引这段话，可见这个故事是不可信的。

不过这个故事在唐朝似乎很流行，李商隐在他的一首《无题》诗中写道“贾氏窥帘韩椽少，宓妃留枕魏王才。”作为诗人的李商隐只不过借这个故事来表达自己的幽微的情感，无需辨别故事的真伪，而作为以历史真实作注的李善，就需要慎重考察了。

总而言之，美丽的甄氏香消玉殒的确令人同情，作为浪漫的同样失意的才子曹植来说，惺惺相惜，在赋中，对甄氏寄予些许同情也可能有，但仅仅是同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