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浩然老师

　　2008年２月２０日凌晨2时32分，中国作协名誉委员、北京作协主席、著名作家浩然老师，因患严重的冠心病引起心脏衰竭在北京辞世，享年７６岁。浩然老师以“写农民，给农民写”为宗旨，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以70多部、1300余万字的作品成为我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高产作家。他的辞世，让我感到震惊、悲痛，也同时勾起了我对他的无限怀念之情！

　　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大兴县（已更名大兴区）的文学创作活动一直很活跃，创作水平一直处在北京市前列，并先后培养出了儿童作家戴振宇，小说作家倪勤、齐庚林、亢瑞征、刘俊杰、秦泽忠等一批中青年作家，且多是受刘绍棠、浩然影响成长起来的“乡土作家”。他们均与浩然、刘绍棠老师有来往，保持着较紧密的联系。因此，我也有幸见到自己仰慕已久的作家，亲耳聆听了刘绍棠和浩然老师的教诲，并感受到了他们对文学青年的关怀和扶持。

　　我和浩然老师有过难忘的三次见面，这三次都是我在北京中国建筑一局集团安装公司工作的时候。

　　第一次见到浩然老师，是在1991年，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那时，我还是北京中国建筑一局集团安装公司的一名农民合同制工人，刚20出头，正值青春年少，是对文学热爱得近乎痴迷的一个年龄。我当时工作的北京中国建筑一局集团安装公司尽管是国家直属企业（直属国家副部级单位中国建筑总公司），因单位地处北京大兴辖区，邮政编码相同，大兴文艺界认为：大凡社区内文学爱好者在媒体上刊发的文稿，一律算是大兴文艺界的成绩，因为，外界认为作者是大兴的作者。就因为这，我们中央直属企业、驻军的文学青年常常受大兴文艺界的邀请，得以参加他们组织的各种文艺活动。

　　我是1989年9月高考落榜后应征到北京中国建筑一局集团安装公司的。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一个刊物《建设者报》（已更名《建设市场报》、有国内统一刊号），业余时间，我总爱写点“豆腐块”，包括诗歌、散文稿件。我于1991年成为这个报的通讯员，又于1993年被聘为特约记者，这是后话。

　　1991年4月，单位工程不十分饱满，我便在单位待岗。有一天，有位文友邀请我一同参加大兴文化馆组织的一个文学活动，我欣然应允。

　　当天上午八点多，到达文化馆大会议室的时候，已经有很多文友到场了，同单位到场的还有几个人，包括当时我所在单位的党委副书记、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文学协会会员刘志毅老师。应邀参加活动的嘉宾还有《北京文学》的编辑和《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日报·郊区版》的文艺副刊部主任、编辑。浩然老师还没有到场，知情人说是已有一位县委副书记和一位副县长驱车到河北省三河县（已更名三河市）段甲岭镇去接人去了。

　　这次活动，是以文学讲座的形式进行的。《北京文学》、《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北京日报·郊区版》的编辑简要介绍了时下的中国文学潮流和文坛信息，并着重介绍了各自刊物的特点、刊发文稿的要求，还特别对文学爱好者提出了几点具体的希望，并留下了投稿、邮寄文稿的联络方式。也正是这次活动，使我结识了《北京晚报》文艺副刊部主任刘晓川等老师。

　　大约快十一点的时候，浩然老师被接到活动现场。学过当代文学的人都知道，浩然本名梁金广，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发表作品，１９５９年加入中国作协；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等；２０世纪80年代后,长住河北三河,创办《苍生文学》杂志，并完成了三本自传体小说《乐土》、《活泉》和《圆梦》；其作品《艳阳天》曾引发巨大反响，并由曹灿以“小说连播”播讲的形式，得以传播到中国的广大城乡，使其达到了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程度。

　　当时，浩然老师是《北京文学》的主编，同时还是三河县段甲岭镇一个村的名誉村长，除文学创作外，各种社会应酬非常多。他不仅为《北京文学》刊物的发展，也为北京和全国的文学事业殚精竭虑，费尽心血。

　　浩然老师那时看起来满面红光，精神很好，只是头发白了许多。他进来后，大家立刻兴奋起来，有人不断地上前和他打招呼。从中可以看出，浩然老师和大兴的领导、文学爱好者们都是熟人，关系极好。人们热情地称他“浩然老师”，他总是谦和地笑笑，与之寒暄几句，显示出特别的谦和与慈祥。他的穿着打扮，也俨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大家安静后，浩然老师不顾路途疲劳，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近期创作情况，并结合自己的体验谈了些对文学创作的感受。言谈之中，有对自己一生创作经验的回顾、总结，也有对文学的理解、热爱，但更多的是对文学青年的教诲、勉励和期望，充满着热情的期待与亲切的关怀。记忆中，他教导大家在出书难的情况下，不妨自己先集攒点钱，自己出书，为自己铺开一条路。讲座结束后，很多人要求浩然老师签名留念，签名时，他非常郑重，字写得认认真真，一丝不苟，那种神情，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心中曾多少次描写出的那令人生畏的文学大家的形象，已经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平易近人、乐观勤奋、可亲可敬的活生生的师长

　　我成为大兴“兴星诗社”的会员后，经常参加大兴地方组织的文学活动。那时候，尽管浩然老师几次因患中风行动不便，但大兴的文学活动，只要邀请，他总能够抱病参加，并总是有备而来，总要说点什么。1992年5月和1993年3月，我又通过参加大兴的文学笔会活动，先后两次见到并亲耳聆听了浩然老师的教诲。其中，1993年3月那一次，浩然和刘绍棠老师均是夫妇一起来的。

　　浩然老师倾力扶持文学青年，尤其是业余作者。他在百忙中还为大兴业余文学作者的《浑河精蕴》（作品集）、《浑河沿的子孙》和《柳烟轶事》等书写序、题词，并在自己主编的“北京泥土文学丛书”中，力推大兴文学界的业余作者作品；他担任主编的《北京文学》，从1990年到1992年，刊登的基本上都是基层业余作者的稿子。他倾一腔热血全力扶持文学新人的热情给我们留下了感人至深的印象。

　　浩然老师只上过三年小学、半年私塾，可他作为一位农民作家，为人正派，创作十分勤奋，创作态度极为严肃，生活上始终保持艰苦俭朴的本色，与当下某些作家迎合市场、热衷于名利完全不同。他一再教导文学青年：要深入到大众中去，把握生活流脉，反映时代气息，创作出老百姓喜爱的好作品。他身教胜于言教，勤奋笔耕，为文学画廊增添了一个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

　　浩然老师的为人也堪称楷模。他虽早早成名，却始终和他几近文盲的妻子和睦相处，恩爱、终守一生！

　　为文、为人，作为一代文学大家，浩然老师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也永远值得我们深切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