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与亲仁

　　在孔子的伦理体系中，“仁”是最高的道德原则。什么是仁呢？“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可见，仁的首要内容是“爱人”。

　　孔子从“仁”出发，由“爱亲”而推及“爱人”，由“爱人”而推及“泛爱众”。“泛爱众”，是什么呢？就是要广泛地爱护众人。孔子这种博爱的思想，已超越了此前中国伦理思想中属于血缘关系的“爱亲”思想。这种超越自私心理超越血缘关系，而提倡广施“仁爱”的思想，无论是在中国的伦理思想上，还是在整个世界的思想发展史上，都标志着人类道德文明的重大进步。

　　显而易见，孔子的“爱人”并非专指“爱奴隶主贵族”，而是泛指“爱自己以外的人”，可以是贵族，也可是平民，甚至可以是奴隶。一次，马厩失火，孔子得悉，立即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的这一思想和举动，受到许多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认为这是重视“人的价值”的“惊世之言”，是世界思想史上最早的人道主义思想之一。

　　值得关注的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基督教《圣经?新约》中提出的“你想人家怎样对待你，你也要怎样对待别人”中所包含的“仁慈”思想进行比较，两者都蕴含人类共同的“仁爱”思想，但孔子的“仁爱”思想比基督教的“仁慈”思想，具有更深刻、更全面的“仁爱”精神。正是这种博大深广的“仁爱”精神，使孔子的伦理思想更具有全人类的普遍价值。

　　我们批判封建礼教，曾经也批“‘仁’者吃人”。但并不是全盘否定“礼教”，更不是批“仁爱”思想。中华民族乃礼仪之邦，岂能不讲礼？批判封建礼教是为了扬弃，是为了批判地发扬，是为了更好地建立现代文明之“礼”！“仁爱”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也是全人类的价值观，岂可随意丢弃？我们批判的是假仁假义，批判借假仁假义搞“伪善”。孔子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巧言令色，鲜矣仁。”人们十分厌恶“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十分鄙视“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更仇视那些包藏祸心扰乱人们精神世界的欺世盗名之流。就是因为我们的正义还在，“爱人”的精神还在。正因为如此，我们更不应该排斥孔子的“仁爱”的思想。

　　“爱人”是人类的基本特征之一。

　　有文章在介绍人类社会的产生时指出：人类诞生在这个大地上，作为宇宙中特殊的一员，人类从自然界中摄取物质营养，采用的是一种能动的方式，不但直接摄取自然界中的现成物质，而且利用自然界中原有的物质原料，创造自己所需要的新式物质，由此就形成了他的独特属性，这就是思维与精神。这种能动的方式即是劳动，劳动产生智慧并推动智慧的发展，由于劳动的需要而构成人类社会，社会的存在引发出社会意识。人类既然有了思想情感和精神，就想了解生存着的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并由主观走向了客观。他要在生活的实践中不断思考，不断探索，寻求生存的方法。由此，人类的存在便不再是自然的了，这其中有了主观因素的支配，由自然而然地活着，变成了为了逃避危险而活着，为了求得安全而活着。由于人类的发展，人们不可能一开始就了解所生存的这个宇宙、这个世界的神奇性，因此群体生活便成了人类生活的保障。这一步的迈出，人类社会就出现了小邦国乃至大邦国。而国家组织的建立，则是人们共同的需要。因此，国家的发展壮大，则是人民生活的保障。求得饮食是为了继续生存，因此可以说饮食是人所能生存下去的能量；而“爱人”却是人之所以生存下去的动力。这就是人类与其它动物不同的关键。其它动物可以没有“爱”而孑然一身，独自浪迹天涯；如果人没有“爱”，那就痛苦万分了，也就活不下去了。换句话说，人类为了求得饮食而必须劳动，因此可以说是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但事实上人类却是因为“爱”才创造了人类社会。

　　笔者以为，文章的观点独到而精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孟子曾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说明人与生俱来是具有“恐惧”和“怜悯”之心的。人或许没有了‘爱’，因“恐惧”而痛苦万分，就活不下去。所以我们需要人爱，我们也必须去“爱人”。孟子甚至鲜明地指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或者，人类经过千万年的进化，已使人类具有了“爱人之心”的“基因”。

　　前苏联科学家，曾经做过有关人体感应的试验。在试验者的头部插上监测脑电的电极，让其中一人立于楼顶，其他试验者站立于相隔数十米远的楼台上，观察楼顶上试验者坠楼时的情景。实验结果表明，观察者的脑电变化情形与坠楼者的脑电变化情形相同。这就证明了人体具有感应的现象。这种感应现象，应该来自于人的大脑，来自于人的“怵惕恻隐之心”，即“有不忍人之心”。最近也有科学家，组织试验者观看刀片扎手的过程。结果有一部分观看者，其相应部位甚至有刀扎的疼痛感。即使没有疼痛感的试验者，电波显示的结果也与被扎者情形相同。这或许能够证明，人具有“有不忍人之心”的“基因”，“爱人”或已是人的一个基本特征。（窃以为，其他动物或也有“不忍之心”的吧？这还有待于今后科学研究的进一步证实。）

　　可见，孔子的“仁爱”思想，是具有一定客观事实和依据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性。

　　孔子不仅提出了“爱人”的思想，还指出了实践“爱人”的具体方法。使孔子的“仁爱”思想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忠恕”是孔子实行“爱人”的重要方法。他的学生曾参在解说孔子“吾道一以贯之”时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忠恕”是孔子对“爱人”思想的重要阐发。所谓“忠”，是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实质是通过忠于“他人”实行“爱人”的目的，并非后来封建社会专制制度下的“忠君”。所谓“恕”，是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对别人的宽容与谅解。

　　显然，孔子的“仁爱”思想，是建立在人心相通，人欲相近，人格平等，以及人与人要将心比心这样朴素而重要的思想基础上的。是通过“忠恕”来实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而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宽容和友爱，以实现“爱人”的目的。

　　孔子的最高境界是“仁爱”，但这不是个人处世的匹夫之仁或小恩小惠妇人之仁，而是治理有方为民造福的大仁大义。如何治理百姓和国家，是历代都非常重视的问题。孔子从“爱人”的思想出发，提出了“养民也惠”的德治思想。强调统治阶段应考虑人民的利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坚决反对对人民群众的横征暴敛，残酷压迫。在《孝经·天子章第二》中，孔子还就天子如何以“仁爱”治天下提出具体要求：“天子要对百姓仁爱，不施行暴政；要对百姓尊敬，不能傲慢。对百姓的仁爱和尊敬要像对待自己的长辈一样，以德孝对待百姓，施行天下，这就是天子之孝。”就是说，天子只有对百姓仁爱、尊敬，才能深得人心、巩固政权，这是天子最大的孝道；否则，百姓造反、江山改易，就会成为天子最大的不孝。因此，明智的帝王都把施行仁政作为自己的至高境界。

　　用孔子所提倡的“仁爱”来治理国家取得成功的，历史上也不乏先例。汉文帝刘恒因“文景之治”而名垂史册，可算是中国历史上以“仁爱”治理天下的典型。

　　有文章介绍说：

　　汉文帝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早年被封为代王。当刘邦去世、吕后发动宫廷政变，刘、吕两大集团权力纷争的时候，刘恒的母亲薄氏带着幼小的刘恒，离开了宫廷这一是非之地，来到远离京城的代王封地。薄氏知书达理，深明大义，教育刘恒读诗学经，为人处世。刘恒从小就深受仁爱思想的熏陶，不仅学到了许多治国之道，而且懂得了许多做人处事的道理。吕后驾崩，周勃、陈平率刘氏集团剿灭了吕氏全族，经过对刘氏集团人才的考核，最后决定拥立代王刘恒为帝。刘恒即位时，汉朝国力还很贫穷，大夫以下只有牛车坐。汉文帝施行仁政，终于使天下大治。具体措施有：

　　要求朝廷百官和地方守令重视农业，劝民农桑，薄徭役，减赋税，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汉文帝13年，还免除了全国一年田地租税，这在中国封建史上是很少有的。

　　鼓励人们向朝廷提意见，即使咒骂皇帝也不治罪，这在中国封建皇帝中也是极其罕见的；恢复春耕前皇帝亲耕的制度，为天下做出表率。

　　提倡节俭。汉文帝生活极为简朴，他在位24年，宫室、园林、服饰和御用器具没有什么增加。据史书记载，汉文帝为了节省黄金百斤，取消了建造露台的计划。汉文帝还穿粗糙的丝绸衣服，并规定宠妃的衣服不许拖地。

　　此外，汉文帝还废除了断肢、割鼻、刻肌肤等肉刑，减轻了笞刑，并要求官吏断案从轻，只求大指，不求细苛，使全国刑狱大减。

　　经过这一番治理，汉朝的生产得到极大的发展，府库充盈，政通人和，百姓乐业，汉朝的政权得到了巩固。文帝之后，景帝刘启继续文帝政策，父子共同开创了被誉为前汉盛世的“文景之治”，为后来汉武帝的改革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据说汉文帝死前还告诫太子，自己驾崩时不要禁止百姓娶妻、祭祀、饮酒，不要万民恸哭，显示了仁爱贤明的帝王本性。刘恒死后，谥号“文帝”。在历史上，死后谥号为“文”的皇帝并不多，因此有史学家评价400年的汉朝时，有“功莫大于高祖，德莫厚于汉文”之说。

　　唐太宗李世民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明君，是一位富有仁爱之心的皇帝。唐人吴兢编撰的《贞观政要》记载了几个事例，足以说明唐太宗是一位以仁爱治国的皇帝。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妇女幽禁在深宫中，情况实在可怜。隋朝末年，无休止地搜求选取宫女，以至于皇帝临时居住的离宫别馆，甚至不是皇帝驾临的处所，都聚有很多宫女。这都是浪费百姓财力的做法，理应废除。而且宫女除了洒水扫地以外，还有什么用呢？现在我打算放她们出宫，任由她们选择丈夫。这不仅可以节省费用，同时使百姓可以休养生息，而且也可使她们各自成全自己的性情。”于是后宫前后一共放出3000多人。

　　贞观二年，关中一带干旱，发生了大饥荒。太宗对侍臣说：“水旱不调，都是国君的罪过。我德行不好，上天应该责罚我，百姓有什么罪过，要遭受如此的艰难窘迫？听说有人卖儿卖女，我很可怜他们。”于是派御史大夫杜淹前去巡查，拿出皇家府库的钱财赎回那些被卖的儿女，送还他们的父母。

　　贞观十九年，太宗征伐高丽，驻扎在定州。太宗驾临城北门楼安抚慰劳将士。有一个士兵生病，不能进见，太宗下诏派人到他床前，询问他的病痛，又敕令州县为他治疗。因此将士都高兴地愿意随从太宗出征。等大军回师，驻扎在柳城时，太宗又诏令收集阵亡将士的骸骨，设置牛、羊、猪三牲为他们祭祀。太宗亲自驾临，为死者哭泣尽哀，军中将士无不洒泪哭泣。观看祭祀的士兵回到家里说起这件事，他们的父母说：“我们的儿子战死，天子为他哭泣，死而无憾了。”太宗征伐辽东，攻打白岩城时，右卫大将军李思摩被乱箭射中，太宗亲自为他吮血排毒，将士无不受到感动和鼓励。

　　李世民以仁爱治国，示范官吏、深得民心，无疑为唐朝的繁荣富强奠定了基础。

　　“爱人”作为“仁”的重要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不难发现，在孔子“仁”的价值内涵中，由“爱人”所推导出的一系列内容，深刻体现出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以及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际之间共同和谐发展的关切，都奠定了孔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地位。不仅如此，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孔子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永恒价值。毋庸置疑，孔子的“仁爱”思想对中国历史的社会稳定和发展，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在今天，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推知，“爱人”的思想对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促进人类和平共处共度人类所面临的危机，都具有不可的替代作用。如果将孔子的“仁爱”思想推及到其他动物界以及地球的保护，将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仁爱”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也已是世界各国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许多国外大富豪在创造个人财富的同时，也非常热衷慈善事业，将自己的财富施舍给需要帮助的社会大众。

　　据报道，在过去的几年里，盖茨把他的大量个人财富捐献给了慈善事业。据统计，盖茨至今已为世界各地的慈善事业捐出300多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慷慨的富人。目前，以盖茨夫妇两人名字命名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私人慈善组织，其基金规模是老牌的福特基金会的3倍、洛克菲勒基金会的10倍。盖茨在伦敦庆祝自己50岁生日的时候，对在场的记者表示，“我自己名下的巨额财富对我个人而言，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我准备把这些财富全部捐献给社会，而不会作为遗产留给自己的儿女。”

　　有媒体还报道，美国“股神”巴菲特2006年6月25日宣布，将自己85％的资产捐献给慈善事业。巴菲特的总资产高达440亿美元，意味着他这次将捐出370亿美元，一举超过盖茨基金会总额为290亿美元的善款，而且还要多出80亿美元，成为世界“首善”。更有意思的是，巴菲特与盖茨是好朋友，巴菲特所捐的370亿美元善款将大部分投入“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这又是巴菲特一次理智而富有创见的选择。

　　事实上，每一个明智的、成功的企业家，最终必定是慈善家。中外企业家概莫能外。李嘉诚说：“慈善不是我的责任，也不是我的义务，而是我的生活方式。”可见，“爱人”之心已是这些成功企业家们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

　　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意思说，有仁德的人安于仁，聪明的人知道仁最终会给他带来好处而实行仁。想要得到别人的爱，首先要去爱别人。只有肯为别人付出爱的人，才能得到爱的回报，才能组建家庭、家族乃至人类社会。因此，“爱人”是人类社会之所以产生与发展的规律。遵循仁爱的规律，人就能得到幸福与快乐，违背这个规律，人的一生就会痛苦不堪。有一个曾经在英国发生的真实故事：

　　有位孤独的老人，无儿无女，又体弱多病。他决定搬到养老院去。老人宣布出售他漂亮的住宅。购买者闻讯蜂拥而至。住宅底价8万英镑，但人们很快就将它炒到了10万英镑。价钱还在不断攀升。老人深陷在沙发里，满目忧郁，是的，要不是健康情形不行，他是不会卖掉这栋陪他度过大半生的住宅的。

　　一个衣着朴素的青年来到老人眼前，弯下腰，低声说：“先生，我也好想买这栋住宅，可我只有1万英镑。可是，如果您把住宅卖给我，我保证会让您依旧生活在这里，和我一起喝茶，读报，散步，天天都快快乐乐的——相信我，我会用整颗心来照顾您！”

　　老人颔首微笑，把住宅以1万英镑的价钱卖给了他。

　　故事足以说明，即使在“以钱文本”的今天，也绝非金钱万能。“爱心”超万金，爱人之心，一样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而获得成功。

　　诚然，实行“仁爱”是不图回报的。但有道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这也是客观规律。“仁”最终必将给人带来好处——别人也包括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