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时倒霉

　　题记：

　　一个人坎坎坷坷，时有悲、时有喜。但是，对一个只有悲而没有喜的人来说，那是多么残忍的事。阿国的命运就是这样，只有悲没有喜。

　　1

　　阿国，是在一个非常遥远非常遥远的村子里出生，父母亲也非常本分、老实、善良，情愿自己吃苦也不愿意让别人挨饿，把那一点点粮食借给他人。孩子饿得哇哇叫，父母就吼两声，哭声就停止了。阿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初中没有读完就进了生产大队，评起了低分，三分工。每干一天活就有三分，一天的工可以买得一餐饭。

　　改革开放后，阿国就参加了海南新闻函授学习，并且也发表了不少文学与新闻作品。

　　1992年，乡邮电所一个邮递员老婆生儿子，要回家照顾老婆和儿子，便叫阿国帮忙代班，送报纸信件。他求之不得，学会骑自行车、学会分发报纸信件，扎实工作，大胆改革，报纸送到户，而且每天必到，从不间班而赢得老百姓的拥戴和鼓励。阿国是个肯干肯劳动的人，父母没有为他兄弟妹存上钱、砌起房子。做儿女的他没有怨言，穿着破烂的衣服与乡政府领导一起吃饭、一起在一个大院里睡觉。

　　领导没有看不起他，而是处处关心他。

　　当时，代班只有九十块钱一个月。阿国，利用送报纸的机会，白天送报纸、晚上看报纸学习写作知识。偶尔写点新闻稿在报纸上发表，也是一种乐趣。还有一张汇票，钞票也可以解决生活费用。九十块钱一个月，公职人员最高的也就是一百二十块钱一个月，阿国工资加稿费与公职人员待遇差不多了。但是吃饭还要买餐票，五毛钱一张的餐票，也不算贵。一个月下来，阿国的工资也没有剩余。但公职人员不要，样样报销，待遇高。

　　阿国负责十一个村的报纸投递任务，每周三个班，每两天为一个班，自行车去不得的地方还要走路。最远的一个村是高田，四十多公里路，全部是山路、陡岭，几十里路没有人屋。阿国走在山路上，鸟叫声把他一路送到订户家里。在高田村的老支部书记家里，书记总是拿出没有加工的水酒来，每人一海碗，大概有一斤半酒，喝完后，还要盛半碗。一餐酒饭下来，阿国的头就因为喝了点酒有点晕。书记收摊后，阿国从书记家出发返回。书记家屋后上岭要走半里多路。上完岭，阿国实在不行了，就躺在山路边的茅草地里，呼呼大睡。蚯蚓在鸣、鸟儿在叫、画眉在呼唤人们早点收工回家。这时，阿国的酒就醒了，天上的太阳已快落山了。他就急乎乎地爬起来，迅速的背起空袋子往回去的方向走。八十多里路，其中有四十多里路是走路的，上岭下坡，路又不好走，茅草树叶遮住了路面，行走很不方便。“狗日的。”阿国脸上被茅草划破，出现一道红红的血印，丝丝阵痛。但他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的把这条邮路做到了老百姓放心、安心、满意。

　　可是，阿国这么认真地工作，每周一次进村送报纸信件，从没有断过线。然而，老百姓就是不领情。

　　1994年冬，天气寒冷，阴雨连天。阿国收班回到局里，局长说，今晚开电话会，你不要上所里去了，在局里睡吧。

　　第二天早上，阿国刚吃完饭，准备到分拣室去分报纸，外面就来了一辆吉普车，从车上下来两位中年人，五十岁左右的样子。阿国认识，是县局政工股的雷叔，还有一位是副局长。支局长就叫阿国不要去分报纸，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阿国就跟在支局长后面，雷叔与副局长也跟在他们后面来到二楼的局长办公室。

　　支局长姓梁，局里人就叫他梁局长，回龙寺人，一口回龙腔，与县城里的人说话不同。

　　梁局长向雷叔介绍说：“这是我局负责崀山乡投递工作的阿国同志。”

　　雷叔高兴地说：“我与阿国同志是老朋友了，我经常拜读他的文章。第一次见到他是他到我办公室找湖南邮电报认识的。后来，他经常到我办公室找样报。这样，我们就认识了。”

　　等雷叔说完，那位副局长就接过话说：“正因为阿国同志有新闻写作这个细胞，我局里便想把他放到县局上班，坐办公室写材料。”

　　阿国听到这话，激动不已。当时，可以农转非，很多乡邮员转了正，他当然希望自己转正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呀，人人梦寐以求的大好事，谁不高兴呢。

　　副局长说：“这个转正的指标只有你才能胜任，其他人员，包括县局和各支局的人都不行，不会写。而你写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经局领导一致研究决定，同意把你转正到县局政工股上班。”

　　然后，雷叔就把转正的表格交给阿国，要阿国填好表送到县局政工股。再然后，雷叔与副局长向梁局长交代一些事后就离开了。

　　阿国高兴不已，决定在离开支局到县局前认真送好报纸，给领导一个好的印象、老百姓一个好的口碑。第二天，他将填好的表格送到县局政工股雷叔手里。

　　天有不测风云，阿国那么认真工作，却在他要转正时，阿国村里的老百姓便有封信无封信说阿国对工作不负责，几周，不，几个月没有送信到村里了，报纸不见、信也不见。告状信还盖有村委的公章。

　　当时，村委秘书姓江，红眼病特重，生怕别人爬到他头上去了，想方设法要搞倒对方。在村干部选举时，他也是这样的，四处煽风点火，搞得村里乌烟瘴气。这次，他是不知从哪里获得阿国要转正的消息，就有封信无封信递到县局。

　　有一天，江秘书把写好封好的告状信交给阿国的堂婶婶。堂婶或许不懂邮政法吧，就把信拆开看了，内容关系到阿国的事，堂婶就把信交给阿国，并说这封信是告你状的。

　　阿国，拿着信看了又看，不错，这信是他写的，也是他盖的章。难怪，县局说好年前要阿国去县局上班的，怎么快过春节了还没有音讯，原来是这么回事。

　　春节过后，阿国还不见县局的上班通知，连支局的上班通知也没有。阿国上了三年的班，辛辛苦苦跑了三年的艰难路，他的邮路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2

　　每年春节过后，正月初六就要去上班的，可是，初八了还不见上班通知。他就找到在县政协当副主席的堂爷爷打探情况。堂爷爷说没那回事，因为村里告状的告得太猛了，太勤了，所以邮局领导不好安排。

　　得，都是村委秘书惹的祸，害得阿国没了工作。

　　操他妈的，阿国又失去了铁饭碗，娶老婆没了希望。

　　阿国家是血缘关系，父亲娶了姑姑的女，生下他兄弟三和一个妹妹。几兄妹都不团结，老兄懒，不做事，只顾打牌，不问家事；弟弟初中没有毕业就外出务工，很少与家人联系；妹妹也一样，早早跟外地男人跑了嫁人了，也不顾家；父母不恩爱，天天吵架，家里就十行无一行，这个家全靠阿国撑起来的，没有欠债是万幸中的万幸了。可惜，阿国为了撑这个家，连娶老婆的钱也没办法存起来，全花在家计上。

　　阿国三年的工资全用在家里面，买化肥、谷种、农药等等。最后，他手上没有一分余钱。

　　现在，他又买回谷种、化肥、农药，还利用过年剩余的钱买了西瓜种，准备在家种西瓜变钱。

　　正值春忙时节，阿国从屋旁边拿出锄头到田里去转悠，堵水淹田，好准备翻秧田。家里离秧田还有几里路远，出去转悠需要半天时间。正月的天还有点冷，水很凉，沁入心骨。但他没有窝在家里烤火，而是在田野间穿梭、劳作。

　　天是阴着脸，很不高兴的样子，雾露水也很重。阿国在秧田里把田坝口用泥巴堵上，再从上丘田里放水来。阿国的手冰凉，身上也冻得发跑跑，打颤颤。因家里穷，没有衣服穿，在邮局上班赚来的钱没有剩余，就没有买衣服。他把锄头放在肩上，朝上丘田的源头水源处走去。

　　等阿国把水设好，水流到自己田里了才畏畏缩缩的往回走。

　　阿国回到家里，刚把锄头放在农具房里，标叔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就拿起阿国刚放下的锄头，追着阿国骂。阿国不知云里雾里，标叔为什么要骂他。标叔抡起用锄头就向他打去，阿国躲得快，还是打在脸上，颧骨处沾满了污泥，还带有点血迹。

　　标叔因为没有打着阿国，心里更是火了，狠狠地追着他骂：“你古杂短命鬼崽崽呀，我不打死你不姓思。”

　　阿国姓思，名纪国，大家就叫他为阿国。标叔追阿国追出两里路，阿国也走得飞快。

　　标叔边追边骂：“你古杂短命鬼，你冒回古杂屋里来。”其实，标叔的屋在他屋后半山腰上，早在1993年与阿国父亲分了家，标叔与阿国父亲合起修建了一座新木房子，在娭毑去世时，阿国父亲与标叔就把财产分得干干净净了，没有半点争执的把柄在双方。标叔为什么要这样对阿国。

　　阿国没办法，幸好身上有六十块钱。他寻思不敢回屋要往哪里去，县城没有亲戚，邵阳没有朋友，想来想去只有湘潭有一位朋友，每周一封信，还帮他介绍工作，而且还到过他家三次，也是家门。便穿上从地里干活回来那单薄的衣服踏上了去湘潭的路。

　　3

　　那时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话，出去一点也不方便。

　　幸好，阿国有一个癖好：“把所有的证件兜在身上。”那时，他有中国经营报社的记者证，出去办事方便多了。阿国在县城买车票，也只有一张去湘潭的车票了。

　　阿国先亮出一代身份证，售票员爱理不理的样子，当阿国的记者证落在柜台上时，漂亮的女售票员马上笑脸问道：“您好！要哪里的车票？”

　　阿国说：“去湘潭。”

　　“哦，九点四十分的只有一张票了，您来得及时，十五块钱。”美女献殷勤地说。

　　阿国望着美女早把标叔的仇恨忘得一干二净，迅速掏出钱买好票，第一次走出县城，到最远的地方----湘潭。

　　阿国在车上又想起父母亲，怕父母亲在家担心。可是，他上了车再也没有回头的路，在湘潭左询右问才找到家门的屋。家门一家人很热情，既是开水又是西瓜子、苹果、香蕉，桌子上摆满。

　　阿国心里想：不是亲人胜是亲人，亲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人骂人，而家门一家人就像是亲兄弟一样那么和蔼可亲。

　　一住就是一个礼拜，因为阿国担心父母亲不放心，就决定回家去。家门一家人也支持他说：“你出来这么久了，你的父母会担心的，回去吧。”

　　“好的，那我谢谢您们一家人的盛情款待了。”阿国感激地说，要是家乡人都这样热情、友爱那该多好呀。

　　阿国告别家门等人，乘车到湘潭火车站，来到售票大厅看车票价格，湘潭至邵阳九块钱。便买起火车票，阿国拿着车票来到候车室候车。

　　火车站里乘客不多，候车室里的座位空了一半以上，阿国就找到人少的地方坐下来，把家门给他的相机、书本全放进两尺长、一尺宽的白色花格子布袋子里，轻轻的放到座位上，静静地等待发车的时间。

　　阿国坐在座位上，又在想家里的事，主要是父母亲怎样了，急不急，瘦了没有，家里的农活开始搞了么?等等，等等。

　　这时，一个年轻人腋下夹着报纸来到阿国身边，挨着他坐下，并问阿国到哪里去。

　　阿国没有回话，佯装没有听见。他又问阿国去哪里，阿国就说：“去邵阳。”

　　阿国这时就特意打量了一下这位年轻人，二十四五岁样子，苗条的身段配上一身西服，是青色的西服，洗了一两缸水的样子。而这时，那年轻人腋下那张报纸掉在座位上，并露出一打毛爷爷，有一万块钱样子。而他却不声不响的走了。

　　阿国急忙把那一打钱装进袋子，安然的坐着，且有一幅得意相。心想：这下发了。一万元钱，在农村，九十年代就是万元户了。那时的万元户真正吃香呢，只要你有一万元，女孩子会追着你跑，娶个美女当老婆是不在话下。

　　好景不长，有一位年轻人来到阿国身边，对阿国说：“刚才我看到你捡到钱，见者有份。我们到车站外把钱分了吧。”他便拉着阿国来到车站外的轨道边。

　　人生地不熟，阿国想都没想这是圈套，那钱是不是真的，便稀里糊涂跟着他走，跟着去分钱。到分钱时，阿国又想沾便宜，便说：“这钱是我捡的，我要七份、你要三份，怎么样？”

　　话刚落，掉钱的那位人就追来了。他对阿国说：“你捡到我的钱请退给我，不然我就报警了。”

　　跟阿国分钱的那位年轻人赶紧说：“我们没有捡到钱，你去报警吧。我不怕。”

　　阿国一时就茫然了，大脑一片模糊，任由那两个人说。最后，跟阿国一起的年轻人对阿国说：“把你身上的钱全部给我管着，你那袋子也给我拿着，你与他去车站派出所吧。”

　　阿国说：“你与他去吧。”不想，这正中他们下怀，骗术到手。

　　那人说：“要得，东西还是我管着。你把身上的钱全部拿出来。”

　　阿国想都没有想，就把身上仅有的一十九块钱给了他。

　　那两个人拿着阿国的相机与十九块钱离开了。

　　阿国左等右等，就是不见那两个人来。火车也就在这时轰隆隆轰隆隆的驶出了火车站。

　　身无分文的阿国急了，拿着火车票去车站询问，看能不能改乘车次，可不可以退票。售票员说不可以。阿国就到车站派出所报案，警察就是说你自己找到那两个人吧。阿国哪里找得到呀。没办法，只好在候车室里打转，利用机会流进了车站，看到一辆驶往邵阳的火车，不顾一切爬上了车厢。

　　4

　　幸好，身上的证件还在身上，错过的车次车票还在身上。阿国找到一个卧铺躺下，因身上没有钱，中餐也没有吃，晚饭时间到了，身上没钱，肚子在咕嘟咕嘟的唱歌。车子在轰隆隆轰隆隆，咣当当咣当当的，陪着阿国比赛，看谁的叫得响。

　　列车长吃过饭后，开始来查车票。阿国见后急忙溜进卫生间。列车长把阿国从卫生间里揪出来，很礼貌的说：“请拿出你的车票。”

　　阿国拿出车票给列车长看。列车员说：“这车票作废了，请补票。九块钱。”

　　阿国说：“我没有钱，身上的钱被骗子骗去了。”

　　“你的证件?”列车员说。

　　阿国就把中国经营报的记者证拿出来，列车长看后，再打量了一下阿国，见阿国本分老实，又是记者，就问：“您吃了晚饭吗？”

　　阿国无精打采地说：“没有。”

　　“您跟我来吧。”列车长温和的说。

　　阿国那夜在火车上吃好喝好，度过了一个漫长的难眠之夜。

　　天亮了，列车长又把阿国送出火车站，告诉他怎么到汽车站买票的路线。

　　列车长可能忘了阿国身上没有钱的事，把阿国送出车站就急匆匆走了。

　　阿国心里在想：我身上没有钱怎么去买车票哟，手在裤兜里一顿乱摸。这下有希望了，兜里还有两个胶卷，一个是十九块钱买的、一个是十四块钱买的，可以卖了胶卷拿来买车票。

　　阿国就想到邵阳日报可以卖胶卷，他们肯定要的。他就按照报社的地址寻找报社，大概找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找到樟树垅那偏僻的鬼地方，再往前走就看到一排围墙，在十米处有一扇大铁门，“邵阳日报社”五个大字赫然跃入阿国的眼帘。

　　阿国兴奋不已，一脚就踏进大铁门，另一只脚正准备跨进去时，保安就从门卫室走出来了。保安五十多岁的样子，身高一米七零，四方脸，不胖不瘦，见阿国走进大门，就把他拦住说：“你找谁？”

　　阿国不好意思的说：“我身上的钱被骗子骗去了，没有钱，要回新宁。身上有两个胶卷，看报社记者要不要。”

　　“哦，那我陪你去找记者吧。”保安亲切的说。

　　阿国跟在保安屁股背后走进大门，朝办公大楼方向走去。

　　如果自己不被叔父赶出来，身上的钱就不会丢、这样的下贱事也不会发生，还有被骗的场面就更不存在。阿国一时眼泪模糊了双眼，心里的委屈不知往哪倒，要不要跟记者说，说了又是什么感觉，会得到什么结果？会说自己是不是傻子呢？这么大的人了还上当受骗；不说出来的话，就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声誉问题。矛盾重重啊。

　　阿国与保安来到报社办公大楼二楼的记者部，一位五十多岁的记者接见了他。那位记者带着眼镜、头上带着蓝色的鸭舌帽，拿着阿国的胶卷用放大镜照，左看右看，看胶卷是不是坏了，曝了光没有，特别认真，如果胶卷用不得了就浪费钱了。阿国心想这位记者肯定是报社里的资深摄影记者，看胶卷这么认真，是不是心疼钱买来的胶卷打水漂？

　　记者看了很久，再打量了阿国一番说：“两个胶卷二十元，卖不卖？”

　　阿国心想，回新宁只要七块钱，到乡下家里五毛钱，二十块钱够了，以后投稿给他，或许还可以优先采用，就说：“可以。”

　　记者就慢悠悠的从口袋里掏出钱，认真的说：“这钱你放心收好，不会有假的。”

　　阿国拿着钱来到车站，因没有去新宁的车了，就买了从邵阳到回龙寺的车票，却坐过了站，在新宁下车。售票员没有检票，阿国又赚到四块钱，可以买三天的口粮。

　　5

　　阿国回家后，父母亲以泪洗面诉说了他不在家时的情况，说标叔天天在家找他们俩吵架。

　　在娭毑没有去世前，标叔与阿国的父母没有分家，住在一起。因为奶奶一个人抚养两个儿子长大成人已经不容易了，哪有钱来建新房子。为此，标叔与阿国的父亲就挤在一座一正两横的小木屋里，标叔占一间，阿国的父亲占一间，一座杂屋用来喂养猪、牛，一座横屋用来做粮仓放稻谷，余下的就是阿国兄弟妹及标叔的儿女挤在一起，共两间房。娭毑带标叔的女和阿国的妹妹住一间，四个男孩子住一间。这样父辈兄弟俩住一座房子，拌嘴是常事。分了家后，矛盾就更加突出了。

　　这次，阿国回到家，标叔也想大打出手的，终因农忙快到了，要考虑他兄长少做一点事，就熄了火。阿国在家也就安安心心翻田种禾，一春又一春。

　　2004年，正遇上阿国手头紧张，没有钱的来路，谷种、化肥、农药，都要钱来买，身上没有钱就得想办法。为此，正月元宵刚过，他就借来五十块钱做车费，想到弟弟手上借点钱，便搭上去长沙的车。

　　好人有好报吧，他遇上一辆厢式卧铺车，司机是他的老熟人。司机不要阿国的钱，还与他们一起吃夜饭，喝得酩酊大醉，一路顺风到达长沙弟弟的钢材店。弟弟也不问青红皂白就把阿国带到工地上，没有问阿国来干什么？家里情况怎么样？没有问就把他安排到堂弟的工地上干活，负责水电安装。一入场，弟弟给了阿国三十张餐票，可供阿国吃十天的饭。弟弟走时说：“没餐票了找堂哥要。”

　　餐票用完了，阿国左盼右盼就是不见堂弟踪影。没办法，阿国就拿出剩余的钱买了餐票，还捡点废铁拿来卖钱。这一干就是四十三天。堂弟说不让阿国吃亏，别人五十块钱一天，他也付五十块钱一天给阿国。

　　工程结束了，也不见堂弟来发工资。阿国没事做，怎么办？阿国在工地上要吃，没钱；要买东西，也没钱。一天二十四小时，阿国数着数过日子，希望堂弟来结账，安排事干。两三天却不见堂弟的人影。

　　第四天，湖南农业大学一工地要门卫，看管材料。堂弟出现了，把阿国安排到那里上班。长沙一到晴天就是三十摄氏度以上，“热”字了得。一天要洗十多次澡，竹席上要用凉水冲抹十几次才能睡。

　　当时，校方只给八百块钱一个月，除了吃也剩不多了。四月份吧，巧遇非典，全国戒严，不准出也不准进，都窝在单位里、工地上、学校里，连门也不准出。阿国在长沙也被困在湖南农业大学，不准到弟弟家里去，不准上街买东西，也就是说不准出校门。阿国一天二十四小时窝在湖南农业大学，与亲人失去联系而失去自由。日子过得枯燥无味。

　　工地很快完工了，老板就送来一件皮蛋，大概有九十八个。老板是该校的一个远房亲戚，也是当地人，就住在星沙。与堂弟的家大概有两公里路远。老板说：“今天是七一，给你送来一件皮蛋，很好吃的哒。”

　　阿国连忙感激的说：“谢谢！谢谢！”心想，过节弟弟要来送礼品的，堂弟要来送礼品的，结果还是老板送来节日礼品，他们最亲的都无影无踪。

　　老板说：“你辛苦了，这是应该的唦。”然后又说：“过两天，工程完工了，你就不用上班了。到那天，我来付工资给你。今天不能付工资的。过两天见。”

　　阿国心里在想，堂弟这两天也要来结账哟，不然我的工钱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拿得到呀？

　　可是，阿国在左等右盼的情况下，就是等不来堂弟送钱给他。非典戒严期已经解余两天了，阿国也想回家了。如果，农大的工资拿到手了，阿国就会没有住处，必须回家，否则就是到老弟家去，或则是堂弟家去。

　　日子也过得快，一晃就是到了结账的日子。老板送来了第五个月的工资，然后关心的对阿国说：“你帮你堂弟做事的工钱结账了没有唦？”

　　阿国摇摇头，无可奈何的说：“人鬼不见。”

　　“哦，这里没有住宿的地方了，那我带你到他家去，顺便把账结了哒。”老板又关心的说。

　　阿国就坐上老板的小车出了湖南农大的校门，向堂弟家的方向驶去。

　　老板的车开的快，两边的绿化带，梧桐树叶子在“哗哗”地叫，一片泛白。车子驶过后，白色的叶子又回到绿色。不到二十分钟，车子来了个急刹车，停在湖南警校的校门口。

　　老板说：“到了，你下车哒。”

　　阿国拿起老板前几天给他的皮蛋，对老板说：“谢谢！”就下了车。

　　只见小车风驰电掣般在警校星沙大街消失得无影无踪，阿国拿着皮蛋走进堂弟的家，只见堂弟的媳妇在家，堂弟人鬼不见。

　　阿国想结了账再回家，只好等堂弟回来结账。然而，阿国等了三天，却不见堂弟的踪影，只好令人失望的告别弟嫂，回新宁了。贰仟一百五十元工资就别在堂弟裤兜里，不知要到猴年马月才能领到手。

　　阿国回到家里后，四处走走看看，田里土沙里，山上都瞅了个遍。看到田里的禾苗嫩绿嫩绿地，长势还可以。老兄即使有点懒，但种田还是一把好手，就是不爱劳动而已。

　　回家不到三天，镇政府来通知说要阿国去政府打个转，阿国不知有什么事，接到通知就去了政府。

　　接见阿国的是镇党委书记。当时，书记正在写一份材料，见阿国来了就打招呼说：“阿国同志，请坐。”并递来一支蓝嘴芙蓉王香烟，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用手把眼镜往上撑了撑说：“这次请您来，是有重要任务交给您。因为您是我镇的才子，写新闻稿是全县第一，有名的乡土记者。”

　　阿国乐了，笑了。

　　6

　　阿国在镇政府的职务是《崀山工作简报》副总编。负责编辑简报，搜集新闻材料，采访部门领导，宣传他们的政绩，出版简报。稿子写好后，交给宣传委员审核才能出版。

　　为此，阿国就经常跟随领导下乡采访，吃香喝辣的，威风八面。但工资开得很低，书记说，副科级干部只有六百块钱一个月，政府付给您八百块，一年也有近万块钱收入，可以了吧。

　　可不可以还是政府给多给少是领导说了算，阿国本人没有权利要多少政府给多少的事，争取的话也就是多给一点，那一点不外呼是每个月增加几元几十元，不会加几百，也不得超过一百块钱，又何必去与领导牵起牛斗死马呢。

　　阿国就任劳任怨的跟着领导下乡跑腿，写点东西。写出来的东西发了还有点稿费，不发，也不用愁，有工资，怕啥呢。

　　阿国还可以一边在家种田、一边在政府上班，上山下乡。上面来领导了，阿国就陪领导喝酒。政府干部喝酒的都不行，一两酒就醉，阿国不论是米酒，还是白酒，可以喝两斤没问题。每次上面来人，办公室就找阿国陪酒，书记、镇长滴酒不沾，看到阿国陪酒也高兴，说：“陪好了，年终给你加钱。”

　　阿国不怕酒，送信时，在高田喝水酒能够喝一碗半，还能做事，走八十多里路。阿国陪得领导好开心，说每次来检查就找你阿国喝酒。阿国只能点头，送走领导后还要写稿，吹吹领导的政绩，让领导给崀山多说说好话，评个先进。

　　2007年上半年，五月初九，正是阿国母亲七十岁生日，正遇村里的村干部要阿国带电视台的记者拍专题片。村里的禾苗绿油油的，机鸣声声，记者拿着摄像机拍农民、拍禾苗、拍修路的场景。村干部把阿国与记者用摩托车送来送去，一下送到修路的地方，一下送到老百姓家里，一下送到县城。一路好似国家干部下来调研一样，场面好威武；就像开国大典一样，好雄伟壮观。阿国跟着也风光了一天。

　　当晚，由镇政府领导签单在县城柬埔寨饭店设宴招待记者与阿国。阿国非常感动，喝酒就更加积极了。

　　正当阿国喝得尽兴时，阿国的手机响了，是妹夫的电话。阿国就按键接听，那头传来“你在哪里？你有这么大的脑壳卖家里的山？快把钱拿出来交给我。”

　　阿国耐心的解释说：“这山是经过标叔同意卖的。而且是他要我卖的。”

　　那头传来“快把钱拿出来给我，不然我打断你的腿，打死你为止。”的话，阿国听到这话就把电话挂了。

　　妹夫又打来电话，说：“你在哪里？”

　　阿国说：“我在柬埔寨吃饭。”

　　“你快出来，把钱交给我。”他妹夫说。

　　阿国想，这钱刚存到存折里不到两天，他就知道了，便狠狠地说：“钱在存折里，拿不出，就是拿得出来，这钱也不是你管的。”

　　本来阿国家的事都是阿国一人劳心费力把持，父母才有饭吃，衣服穿。而妹夫娶他的妹妹，没有花一分钱，而且用了阿国家上万元钱，每年还要到阿国家挑一千斤稻谷，为什么要处处陷害阿国，为懒惰的兄长撑腰。妹夫这样对他，阿国心里很是窝火，就直接挂了他的电话。

　　半小时后，妹夫就把标叔的郎叫来，有一个无一个电话打来，阿国已经吃完饭回到宾馆里休息了。电话的叫声扰得同房的人心烦，对阿国说：“你就接了吧。”

　　阿国没办法就接了妹夫的电话，那头说在几号房，阿国说是四零三房间。

　　房子没有关门，阿国与村里的书记，还有邻村的两位书记躺在床上闲聊。这时，阿国的妹夫与堂姐夫冲进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是几脚踢到阿国胸膛，再几拳打在阿国的肚子上，然后揪起阿国的三凶把阿国按在床上一顿猛打，把阿国打得动弹不得。三位书记硬是劝说不了，妹夫与堂姐夫把阿国打出内伤。妹夫走时说：“明天不把钱拿出来，我不会放你的手。”

　　阿国说：“存折不在我身上，放在家里，明天怎么给钱你？”

　　妹夫马上打电话给标叔，要标叔到阿国房里找存折。

　　标叔就与儿子来到阿国家里，在阿国的房子里翻箱倒柜找到了那本存折。

　　妹夫就又威胁阿国说出存折密码，阿国没有说，阿国也不能说，他晓得这存折是自己的，一旦密码泄密了，存折上的钱就会被妹夫全部取走，那就损失大了。

　　因为妹夫是专门干偷鸡摸狗的营生，黑社会上的烂崽，不得不防。

　　妹夫拿着阿国的存折，天天打电话给阿国，逼阿国说出存折密码，一天要打七十多个电话。阿国在被打第二天，起床发现被打成内伤，动弹不得，便在药店买了三百多块钱的中药，每天三次，要在政府食堂煎熬服用，还要受妹夫的电话骚扰。最后几次，妹夫把电话打到办公室及书记那里，政府领导没办法，要求阿国回家，不要到政府上班了。

　　阿国也就又失去了工作，没有了钱的来路。父亲也就在阿国回家的时候中风了。因没有钱住院，每天服用中风药，防止中风病加重。

　　7

　　阿国没了工作、父亲又中了风，生活就更加艰苦了。

　　标叔每天来看父亲，陪父亲聊天，经常提醒阿国给父亲喂药。每天三种药、早、中、晚三次，每天二十多块钱。

　　阿国经常断钱用，父亲也经常断药吃。在父亲去世前一个礼拜里，阿国接到黄金乡林业站一个单，要他写一篇新闻稿，付一千块钱，阿国便马上答应，马上去采访，第二天就在邵阳日报见了报。站长高兴不已，感激得又感恩。接着水庙镇林业站也找到阿国写稿，同样在第二天见了报。

　　8月18号，也就是2007年的8月18号，父亲在没有药维持的情况下丢下儿女和老婆到黄土县报到去了。

　　阿国的弟弟、弟媳、侄女都来了，妹夫一家人也来了。经过协商后，办理丧事的开支各付其责，兄长没有钱，就由长沙的弟弟负责。阿国一边到附近下礼请人帮忙；一边联系钱。两个林业站的钱到位，存折上的钱也取出来了，并把钱交给主事的家屋长（家屋长是指族长的意思）办理后事。

　　长沙的堂弟也回来了，一时阿国家热闹非凡，每天有一二十桌客在帮忙，在他家吃饭。阿国父亲的丧事办得挺热闹、大方，鸡、鱼、肉三八叉一份不少，还有四碗扣肉，在场的客人说：“思纪国这人不错，家里这么困难还能这样大方招待客人，算是好人了，就是要娶上老婆就好。四十多岁了，没有老婆就没有家，不像样子。”

　　出殡后，大家又在阿国家吃晚饭，家屋长及管账的也在他家吃饭。堂弟与阿国的弟弟及标叔等人在阿国老兄的房间里坐一桌吃饭。堂弟爱喝酒，长沙腔特重，与地方人论家常。

　　阿国走进他们的房间，看要菜么？堂弟看到他就说：“国哥，你帮我做的事，我身上没有钱怎么办哟。”

　　阿国为了这钱就有些气，便脱口而出说：“不要了。”

　　“不要就不要，别在我面前耍横，今晚不打死才怪。”堂弟边骂边拿起饭碗向阿国头上砸去。没砸中，就又抄起板凳追着阿国打。阿国的弟弟、兄长及标叔、堂弟的老兄一起追着阿国打，地方人没有去劝架，都在看热闹。阿国的母亲嚎啕大哭：“我个爷呀，你刚入土，他们就一起来欺负你的崽了呀。”“大家帮帮忙，劝劝架莫打死我勤快的崽呀。”“打死我勤快的崽，我一家人就要饿死了呀。”……

　　哭归哭，骂归骂，就是没有人来劝架。

　　阿国只好逃到自己房子里，把门关上，不敢出来。地方人眼红，生怕阿国爬到他们头上，阿国在邮局上班准备转正时，就有人告他的阴状，害得他没有了工作。家族人联系起来不准地方人、外地人借钱给他做生意、娶老婆、买谷种化肥等等。标叔一家人还把阿国家的钱管得死死的，卖山要经过他们同意，阿国父母不准卖山，卖了树的钱要归他们管，不准阿国一家人管。一幕幕陷害他的场景历历在目，想起这事泪如雨下。

　　第二天早晨，阿国不敢出房门，而是标叔早早来到他家，叫阿国起床去喊客人来吃饭。要求把整个田堂五个组的村民全部喊来。阿国家不富裕，很贫穷。标叔为什么要这样做？明知他家年年赊账买化肥、谷种，还要这样安排，每餐就要多花几百几千元钱。这不是在做作阿国么？要他家欠一身债才好过么。他的心好歹毒呀，叔父这样对待侄儿、老兄一家人，还算人么？难道这就是阿国的命？

　　阿国没办法，只能遵照标叔说的去办，不然又要挨一顿暴打。

　　吃完饭，阿国在盼礼信钱，因为阿国在家吃酒，所有的钱都是阿国出的，家里家外都是他一个人负责开资，连这次丧事也是他的钱，弟弟没出一分钱。可是，阿国就是不见家屋长把礼信钱交给他。而是被阿国的弟弟拿走了。以后所办酒宴，接来的钱，都被弟弟拿去了。这是标叔一家人的意思。地方人打抱不平说，这礼信钱应该给阿国，因为家里吃酒都是阿国的钱，他弟弟没有出一分钱，他弟弟拿去不合理由。

　　阿国在旁边听到这句公道话，心里稍微平衡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