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三年，我因言语不慎被定为反革命，在拘留所羁押一日，等待第二天押解去劳改农场。拘留所里已有了一位小难友，是个半大小子，小扒手。他从那个劳改农场逃出来又被抓了。对自己将要面临的境遇他毫不在意，自称是“八级钳工”，已在江湖闯荡多年，“干活儿”从未失过手，“要不是那个熊蛋包供出我来，公安绝不会抓住我！”
天过中午，铁门开了，又送进一个人来。只见他三十左右的年纪，穿一身破破烂烂的粗布棉衣，脚上的破胶鞋张着嘴，灰头土脸的，脏兮兮的头发一根根都紮紮着。他靠墙坐下，在破袄袖里抄起手，低着头一声不吭。
我的小难友嘴是耐不住寂寞的，总要说点什么。他说起那个劳改农场粮食定量每人五十八斤，每天早饭是一罐稠稠的稻米粥，两个窝头，中午有熟菜，窝头管够，隔一天吃一顿白面馒头，晚上还是一罐稻米粥，熄灯以前每人一斤牛奶。
我说：“吃的蛮好的，你怎么还跑出来？”
他说：“活太重了，三个大筐装上泥落在一起两个人抬，压得扁担嘎吧嘎吧的。我小，不让我抬筐。可里面太没意思了。”
后来的那个人一直听着我俩唠嗑，听着听着他眼睛就睁大了，操着山东口音问：“多大个筐？装多少泥？”
小扒手比划着：“这么大，每筐是两锹泥，一共六锹。”
那人说：“小事儿，俺独个都能背起走！干惯了庄稼活儿的，这活儿都能干。”他来了兴致，和我俩讲起他犯事的来龙去脉。他孤身一人，家里穷的连炕席都没有，躺在土炕上能望见天上的星星。生产队工值是一毛一分钱，忙活一年只分到二百多斤毛粮，听人家说河北坝上毛驴便宜，八、九块钱就能买一头，赶回山东能挣十块钱。他把破房顶上的檩拆下两根，又拆下一排椽子，卖了五十块钱。实指望用这钱买几头驴，跟在驴后面走回山东，能挣下几个钱，没承想刚进河北钱和车票都被偷了，被乘警赶下车来。“俺犯了愁了，十冬腊月天寒地冻，怎样才能熬过寒冬呢？“
出站时看到一妇女抱着孩子，还拖着两个包袱，俺就起了歹心了。
俺说：“俺手空着，帮你提着包袱吧。”那女人千恩万谢的，相跟着走到人多的地方。
俺说：“俺要抢你的包呢，你喊吧！”
那傻女人傻看着俺，不出声。俺就跑了两步，她叫了：“你干啥？放下我的包袱！”
俺站下，教给她：“大声！大声！”回头再跑，她急了，大声喊起来，俺就给送到这儿来了。
铁门哐啷响了，看守进来对那人说：“起来走吧！放你出去。”
那人说：“俺不走，俺要和他俩一起去干活儿，俺有的是力气。”
看守说：“想的美！你不够条件。快起来走！”
那人一急，蹦出一句话：“俺还有问题没有交代。”
看守带走了他。时隔不长，走廊里传来拖拖沓沓的脚步声，铁门打开，那人被一脚踹进来趴在地上。我扶起他，只见他半边脸肿了，额角擦破了渗出血来。他竟然在笑！他欢欢喜喜的说：“俺把电话筒砸在那个头头的脑壳上了！这回俺可够条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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