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季。
一天早晨，房屋上的冰锥挂了三尺长。我和父亲出门，发现在一个拐角的垃圾箱旁有一个脸象雕塑、胡子挂着冰锥、两眼向前直瞪的人坐在那里。旁边观望的人对父亲说，已经通知民政了。
经过剧场时，在大门口门洞处又有一个；过影剧院时也是在大门口门洞处......
那时，我约5岁左右，父亲告诉我：当时的我是把父亲抓得紧紧的，目不敢斜视，大多时间眼是闭着的，牙床紧咬。看得出十分地紧张。
在这之前，偶尔也会看到一两个流浪者，我都没像现在这样害怕。但，这次不同了。不愿出门，也不愿说话。
后来，父亲就一边讲故事一边把我领出了门。
“十五年前，我就在这个大门口被日本兵打了。”父亲走到文庙的砚池时对我说。“为什么呀？”“他叫我鞠躬，嫌鞠晚了。”小小的我很是气愤。
走到后山时,父亲严肃起来，又是敬礼又是鞠躬。指着两排白杨说：“我被抓壮丁后，第一次战斗就是参加打鬼子，后来战友们牺牲了一百多，全葬在这些东荷塘白杨树下。”我急问：“小鬼子死多少？”“差不多。除了他们自己已拉走的，剩下的十多个被我们埋在西荷塘那边的树下了。”“怎么打的鬼子？”我问。“那是攻打古城时发生的战斗。我和战友处理完战友的尸体时，全身上下都是血。”“你不怕吗？”“刚参加战斗时，当然怕。后来就不怕了。”“你们当时打赢了吗？”“傻孩子！不赢能有资格打扫战场吗。”
父亲又带我参拜了同时牺牲的一位旅长，单独的一座父亲称之为“将军墓”的墓，墓碑和墓一样高，我看看就和180米个头的父亲一样高。
墓的北面，是一座坐北朝南的房子。父亲说：“这房子，是给看墓人盖的。”墓草青青，墓碑巍巍，而看墓人早就不知去向。如今，房子还在，墓却失去踪影。
我问父亲：“新四军在哪里？”“在离古城四十里外。”“在干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穿的衣服和你们一样吗？”“式样差不多，颜色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他们的布料颜色是用小白布和草木灰染出来的。”
后来，文革时。我父亲被揪了出来。挂上了牌子，上书“国民党残渣余孽”。
再后来，参加工作后的我，看到尸体再没有害怕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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