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12岁，上小学五年级。父母在生产队劳动，一年忙碌，过年的时候才分三、四十块钱。平日花钱要靠母亲养的几只老母鸡。鸡蛋必须卖给供销社，价格大概每斤三、四毛吧。
　　那时候，我傻乎乎的，两股鼻涕常像蚯蚓一样并排爬出鼻孔，快到嘴唇时，便“咝”地使劲一吸。所以同学们给我取了个绰号“蚯蚓”。我的同桌叫樱花，是村支书的女儿，她说话尖声尖气的，十分霸气，老师也常让她三分。
　　初秋的一天上午，樱花买了一只十分漂亮的文具盒，盖子上印有“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精美图画。里面放着有香味的粉红色蝴蝶结和红盒子的清凉油；夹层下面是钢笔、铅笔、橡皮、小刀。我吸了一下鼻涕，不由自主地朝她的文具盒看了几眼。樱花撅起小嘴，轻蔑地说：“蚯蚓，别把鼻涕滴上去！想要，让你爹买！”
　　上午放学回家，我“咝咝”地吸着鼻涕，像苍蝇一样缠着母亲。母亲拉着我到供销社卖了几斤鸡蛋。犹豫片刻，母亲让营业员拿出一只文具盒。我大声嚷到：“我不要这个，我要有孙悟空的那个！”营业员递过来：“一块。”母亲捏着钱的手哆嗦一下，还没说话，我便劈手夺过文具盒，飞也似地跑了。
　　我把我书包里的小玩意儿全装进盒里，拎着书包蹦蹦跳跳地在大街和校园里一阵猛喊狂跑，直到打预备铃的时候，我才搂着书包跑进教室。我的座位旁边围了好多人，只见樱花伏在桌上“呜呜”直哭。这时候班主任王老师走进来。他四十来岁，高个子，很有威仪。同学们都缩着脖子跑回自己的座位。
　　“樱花，”王老师关切地问，“怎么啦？”外号叫“鬼子”的大个子男生站起来说：“报告老师，樱花的文具盒丢了。”说着，朝我看了一眼，“全班的书包都搜过了，就差小宝的了。”王老师威严地扫视一下教室，说道：“第三节自习课再说吧！”
　　这两节课，樱花一直伏在桌上低声哭泣。我抚摸着书包里也印着孙悟空的文具盒，心里“怦怦”直跳，好像做贼似地不敢抬头，更不敢正视一眼樱花。
　　第三节，老师在办公室传唤了几乎全班的学生，包括樱花，最后是“鬼子”。“鬼子”回来，冲着我挤眉弄眼，阴阳怪气地说：“蚯蚓，老师请你。”
　　我依然搂着书包，吸着鼻涕站在老师面前。老师用少有的和蔼对我说：“小宝，你是个诚实的孩子。诚实的孩子有时也会犯错误。不过，改正了错误，还是好孩子。”
　　“可是，这……”我的眼泪涌了出来。
　　“好孩子是不说谎话的，是吧，小宝？”又是温和的声音。
　　“老师，我……”我几乎要哭了。老师站起来语气和缓的说：“小宝，樱花的文具盒你是很喜欢的，可上午放学后就丢了。上午你还没有，下午就有了，她的文具盒上印有孙悟空，你的呢？叫老师看看好吗？”说着，从我怀里要过书包，并掏出了那个印有孙悟空的文具盒。
　　王老师手有些发抖，怔了片刻，在温和中又掺进几分威严，说道：“文具盒你留下吧。我会给你保密的。”
　　“不，这是妈妈用……”我哭着说。
　　这时，窗外围了许多看热闹的同学，“鬼子”带头起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出办公室的。走到老师的窗台下，我揉揉眼睛，发现窗台上有一盆鲜嫩硕大的仙人掌，可上面一根刺都没有！我大脑在模糊纷乱中竟还冒出一个奇怪的问题；这盆仙人掌怎么就没有刺儿呢？
　　1982年，我高中毕业考上一所地区师范院校，成了本村的大新闻。小学的班主任王老师到我家和父母嘀咕了半夜。第二天，父亲告诉我王老师来给我说媳妇了，姑娘竟是支书家的樱花！那年，我虚岁才19岁。我红着脸连连摇头。父亲喘着气，像发怒的豹子向我扑来，“叭叭”给我两耳光，骂道：“王八蛋，以为你上大学就了不起？樱花能嫁到咱家，算是咱祖上烧高香了！你两桶鼻涕，还嫌人家！告诉你，这门亲事算定了！”
　　开学前半个月，樱花和我订了婚。我低着头一句话也没对她说；她只是红着脸趁人不注意往我手里塞了一方手帕。1985年我回乡教书，樱花嫁了过来，我觉得她一点也不厉害。
　　1987年，我们有了儿子，小家庭其乐融融。一天晚上，我们正在看电视，樱花偎在我身旁，“咯咯”笑个不停。我莫名其妙。她说：“蚯蚓，你还记得五年级那个文具盒吗？”
　　“怎么不记得。”我漫不经心地说，“你坑死我了。”
　　“我——我后来在家找到了。咯咯……”
　　我的眼前，此刻又浮现出十几年前老师办公室窗台上的那盆没刺儿的仙人掌。我耸耸肩，别过脸诡秘地笑道：“好吧，这个深仇大恨，将来要告诉我儿子！”
　　“你敢？！”她跳起来，揪着我的耳朵，霸气十足地喊道。我盯着她的脸，仿佛又看到了十二岁的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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