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往事情已殇（情感故事征文）

　　“你希望外公外婆活到多少岁？”若不是可爱的外甥俏皮的发问，我可能不会想到他们伴同我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我家在村头学校的背面，生养过七个孩子的那户人家。父亲和母亲能走在一起不是偶然的，姑且算作是缘分吧。那时候的父母亲家里生活都有难处，姑姑为了父亲，母亲为了舅舅能讨个媳妇，就这样在两个女性的互换下，两家结成了亲，也就是我们说的‘兑亲’。可以说是亲上加亲了，却也受尽了‘亲’的苦。我常常羞于启齿，他们也不愿别人提及。

　　父亲是个农民，在早年间学了门手艺，成了村子里稀罕的木匠，大家都叫他‘何师傅’。我还记得小时候隔三差五地有人找他，要办的事无非就是添置新家具，修理坏的桌椅，我小学时读的学校的破凳子、桌子就是他给修好的。至于酬劳，大家看着给。有的给他买包烟，有的让他吃顿便饭，还有的办喜事，请他喝两口小酒，热闹热闹，绝少数是直接给钱的。每当他干活的时候，我就喜欢站到他面前看着。一张长长的凳子，却又不是凳子，用他的话叫“桌凳”。不知是木材的问题还是本来就是那个样子，整个看上去呈弧形。至于这张“桌凳”是哪来的，怎么做的，我问过，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我曾在上面摔过跤，是在父亲怕人的目光下自己爬起来的。上面是一把开角的老虎钳，两只脚钉到“桌凳”底下，许是起固定作用。他拿起木头，一头放在“桌凳”上，另一头，用手把握着。我看着他用力地闭着右眼，仿佛脸上的肌肉都要挪到右边般，起着褶子。这样，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左眼。他对准握着的那端瞅了又瞅，然后拿木制的笔蘸点墨水在上面画些标记。画的什么，我到现在都不明白。接着把它往中间一放，再往上一推，就夹进了钳子里。不一会儿，就能听见“唒唒”的刨子与木头摩擦发出的声音。一溜儿就是一串刨花，有卷的，也有直的，那是我儿时珍贵的玩物。

　　我欢喜樟木刨花的味道，因此有一段时光，我对香樟树情有独钟。母亲用蛇皮袋把它装起来用线绑好，等到冬天的时候当生火的宝贝。刨出来的木屑可以烘五花肉：一口不用的锅，下面生火，上面再洒些木屑把火盖住，就有熏人的烟了。这时，在锅上面放筛子（最好能盖住锅），把备好的肉沾些粉，一块块放在筛子里，中间留点空隙。快则三两个小时，慢则一整天，酥黄的肉就可以出锅了，我们把它叫做“粉焙肉”。我经常看见母亲被熏得流泪的眼。随着人们不再请人打家具，流行去家私店买的时候，父亲的‘活’就此宣告歇手了。后来他和我叔叔干起了工地建筑，还是和木材打交道，只是我很久没有闻见刨花的味道。

　　我与父亲之间的情感并非多么深厚。我是父亲的第六个女儿，想生个崽子的父亲埋怨多了个负担，是在母亲极力劝阻下才没有将我送人。母亲回忆说当时我的眼睛滴溜滴溜地转，似乎能听懂人话，交予他人，终究是舍不得。没有儿子就没有希望的观念促使他浑浑噩噩地过着，这番状态一直延续到弟弟的出世才得以告终。这样的一大家子，多少能得些别人的同情。在几个轮回的冬去春来，我常常冻坏了脚。幸是别人给的几件破旧衣裳，经母亲缝补，总算让我长大了。

　　我家独姓，上小学的时候，全班乃至全校都只有我一个人姓何。正是这独姓，让我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我爱贪玩，常常跟在姐姐们的身后，认识了不少或大或小的朋友。玩闹中，哭鼻子是常有的事，可我不会和家里任何一个人说。有一次，一起玩的小男孩磕破了脚，大哭着回家告我们的状。我当时吓坏了，忘了是在什么情况下，他的父亲独独领着我直接找上了父亲。在父亲的抽打声中，在别人的理直气壮中，我恨恨地说不是我干的，那人却生生供出我的罪行：“几个当中就你最大，不是你还能是谁。”在这样一个理由下，我失去了与父亲解释的机会。事实上，他也并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后来连几岁的小孩也学会了撒谎，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我身上。渐渐地，父亲不再让我出去玩。他白天要出去干活，格外嘱咐母亲、姐姐们看管我并给我找了个照顾弟弟的活计。那时候的弟弟还不会说话，谈不上照顾，且让我摇他睡的箩筐，生怕哭闹。可是玩是孩子的天性。我总能偷偷地溜出去，天黑了才晓得回家，也顾不上要遭受的皮肉苦。

　　再大一些的时候，我没有再挨痛了。他总是趁着吃饭，看电视的当儿，和我好好地说理，诸如我已经长大，应该清楚家里的情况，多为家里着想之类。他的一本正经让我感到害怕，仿佛自己就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在他的面前，我根本没有反驳的余地。故而可以理解我与他往后愈生分的必然。

　　活多久？这于我是多大一个难题。我一直认为一个人既然有生的渴望，必定要有面对死的坦然。如果执意要一个答案，我们比谁都清楚，那个答案绝不是永远。

　　我们做着各自的事，他是他，我是我，若没什么大事，我们似乎会一直这么平静下去。

　　那年九月，我被成功录取师范。这在乡下是极挣脸面的事，全家洋溢着喜悦的气氛。父亲咧着嘴忙前忙后地张罗亲朋，那是一种自豪的，虚荣的，甚或我不理解的笑。这样的笑我只看过两次，一如弟弟出世那次。我看着他从这桌喝到那桌，最后倒在自家的床上，吐得满地都是。我一直憎恶他喝酒，正如我憎恶十几年前的那个夜晚。那天，隔壁家的大头邀父亲去他家撮两口酒。喝得正欢的时候，父亲摸了下姑娘的脸，她丈夫瞧见了，追着要打父亲。许是没追着，那人怒气冲冲地举着块砖头把我家的锅砸了个大窟窿。在房里喂奶的母亲出来一看，急得哭了，姐姐们也都吓哭了，就连还在箩筐里的弟弟也跟着哭起来。邻里听见哭声，纷纷跑出来看，我被看热闹的人流挤进去又挤出来……我踩着门槛上胶鞋底刮出的泥，第一次感受到了责任的重大。

　　快毕业的那两年，我没再要他给生活费。他从他的小木匣子里拿些钱给我，我总是悄悄放回去，时间长了他也知道。他也为我不要他的钱生气过，就在我们为这样的事争吵的第二天，他的匣子被人偷了，里面还有我放回去的钱。我并没有因此感到歉疚，他的形象也没有因此在我的心里变得高大起来。我甚至认为那原本就是他的错，是他的疏忽，他的过分虚夸让别人有机可乘。

　　他不在家的这几年，我们的生活过得并不容易。村里人对他流传着各种说法，让我们无地自容。尽管这样，我也一点儿都不希望他回家，我怕见到他。他不知道这期间母亲病倒过几次，做过一次手术。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关于他的一些事。他不说，我们自然是不知道。

　　有一年暑假，我去过他那里，住了十几天，工作了四十几天，他的流言也在我的见证下逐日澄清。其实住过的人都知道，七八月的工地在夜间勉强能睡人，日里几乎是不可能了。偏偏我又有午睡的习惯，待他们都走后，我就躺在父亲的床上，睡个天翻地覆。有一次，我睡到了晚上。屋里没开灯，他喊我吃饭时，我没留神地从床上跳下来，砸坏了他的电风扇，崭新的，骆驼牌的。我暗自思量莫名出现的这样一个物件，没有问他，问了他也不会说。那以后，我开始偷偷地看他。看他洗衣服沾了一身的泥，看他煎鱼，眼里溅了辣油……送我走的那天是个大中午，他挑着一大担东西，为了五块钱和司机嚷了许久。车开动后，我哭了，比任何一次都情不自禁。那天我没睡，因为热得。他或许都忘了，那是怎样热的天。

　　我分配后，他回过一次家，过日子的杂碎使他变得瘦巴巴。我们喝着小米稀粥，小心地说着近日来的状况。他一面告诫我安下心把工作做好，一面又劝我找个合适的人结婚。我只是随便附和了几句，我们始终不能像别的父女那样，我也不可能把他当朋友，当哥哥。他塞给我三千五百元，我说不需要。短短几个字，足以让他感受得到里面含的怨气有多重。他知道由于家庭的关系，我在工作上吃了很多亏，可他并不清楚这些年我做过的许多事情，直到已经成为往事。

　　我一直与一位被我称为父亲的老人较量了这么多年。即使在这样一个颠簸不断，漫尘飞舞的山里，我仍旧硬气地不接受他的‘救济’。这么多年，我甚至都没有保存一张我和他的照片。我不止一次地想过，为什么我总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原谅学生的屡教不改，对自己的亲生父亲竟这般苛刻。我想答案只有一个：他不会成为我的学生。

　　小外甥带着我未答的题在枕边沉沉睡去，许是日里闹腾得累了。站在楼窗前，举目望青山。我闭上眼假寐，念及此，竟落下几滴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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