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年代（父亲系列三）（乡情）

　　父亲是原重庆造纸厂的退休老工人，1942年就进这家工厂当学徒工，1975年为了解决子女工作，提前退休，让我在农村的姐顶替了他的工作。父亲在厂里工作的年代正是“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年代，也是工人年代。能当一名工人，工人老大哥，那是无比的自豪。可惜，我与工人无缘。

　　我是羡慕工人的。政治上吃香，经济上不错，我父亲七级车工，比我岳父中学教师高出30多元。我小学同学——“超龄生”，小学毕业就在工厂里当工人，穿着工作服，吃伙食团，早早的成双成对的在我们的眼前游晃，还有那些中学毕业就进厂顶替父母，成了工人的，我好似羡慕。忘不了，我背着背篼，提着鸡鸭，像个鸡贩子，从农村回家探亲，邂逅我的同桌正与她所爱挽着手，从厂门口出来。我好没面子，我好沮丧，进厂当不了工人，只能沉重地修补地球。机遇终于来了，两条路在我面前选择，回城当工人，报考父亲所属单位的轻工技校，读中专？或读大学当教师？对知识的渴望，我选择了后者。

　　命运又给了我一次考炼，我被分配到离巴县县城最偏僻的一所山村带帽中学当教师。那时的造纸厂红火，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比我这个山村教师好得多，我成了我们家里的弱势群体，每逢过年过节回家都有一种不自信的感觉，还是当工人好！我都有点怀疑自己的选择。

　　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进入了实质阶段，计划经济过去了，市场经济来到了，重知识重人才的年代到了。我一家从巴县木洞调入了重庆沙坪坝区，我在大坪解放小学当教师，爱人在南开小学当教师，我们一家挤在十几平米的一室一厨一厕的住房里，这还是虞校长把分给她的休息室借用给我们的。工人年代开始走下坡路了，造纸厂裁员、下岗，破产倒闭。

　　我姐姐顶替父亲的工作在造纸厂当车工，姐哥在造纸厂中学当校长，厂里不景气，下岗裁员，姐哥把姐姐调到学校当职员，造纸厂倒闭后，学校交给政府管，姐哥校长不当了，调到建新中学当物理老师。现在好了，姐哥中高退休，姐姐也享受正科级待遇。

　　我参加中学班里的同学会，昔日的光景全没了，工厂倒闭，下岗失业，企业破产买断，我那些同学都没有躲过。我看见那些曾经一家几代人接班上岗的工人们，第一次发现自己手里的“铁饭碗”也有可能轻而易举地被人夺走。我问过他们在厂里负责什么工作。有的的核算员，负责记考勤，报生产日报，统计生产数量和发放工人工资。有的负责按电钮。技术含量都不高，下岗后重新找工作确实很难。

　　我们班里的华儿，原来是混得不错的一个，他中学毕业顶替他父亲的工作，通过关系干上了厂里汽车驾驶员工作，那是驾驶员可吃香了，他早早结了婚，有了小孩，可孩子不喜欢读书。华儿下岗后，带着儿子干上了开出租车的行道，算好的。我们多数同学他们由于没有什么技术，年龄也大了，只好给别人守门，晚上值夜。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还有几年到六十岁退休，就不用自己缴纳养老保险。他们经常哀叹：“刚生下来就挨饿，该上学就停课，该毕业就下乡，该工作就下岗。”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父亲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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