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小吴拆（彦文杯）

    大米一家迁到我们村的那一年，刚好是秋收时节。玉米连同杆变得一身金黄，在阳光下有些刺眼，玉米棒大肿包似的稳稳地扎在杆中央，它们大都被泛黄的叶包裹得严严实实，偶尔有一两个脱了几片叶子，露出鲜亮、饱满的米粒儿。经过整个夏天疯长的南瓜挂在没有叶子的藤蔓上，顶着个大肚皮孕妇一般安静地躺在地里，等待着主人来把它带回家生产。一大群蜻蜓在玉米杆上空织网地飞舞着，举办它们冬眠前的最后狂欢。
    大米一家刚进村的时候，母亲正在金黄色的玉米地里掰玉米，八九月的季节，太阳仍毒蛇一样照着母亲。母亲背着烂了底的背篓，面前顶着还没出生的我，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但面对丰收，母亲的喜悦溢于言表忙得不亦乐乎。
    母亲抬起头便看到了大米一家，大米的父母赶着大的，领着小的，背上背一个，面前抱一个，肚子里还顶一个，一大家子浩浩荡荡地走过田埂，可谓壮观。
    我和大米出生在第二年的夏天，大米比我早出生一个月。
    大米家离我家很近，百来步的距离，我和大米一起长大，是形影不离的伙伴，成天疯在一起。
    我们经常在一起扮家家，大米家有一条鲜红色的被单，每次我们扮家家大米都会把它带来，盖在我头上，被单大得把我整个人都盖了起来。我们不管那么多，规规矩矩地跪下，像模像样地“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拜完后抱个大枕头当孩子，“乖呀乖”地抱在怀里哄，俨然一对尽心尽力的父母。
    一次，大米看着我怀里的枕头，说：“叶子，枕头比你还大，不像。”
    也是，枕头一立起来，比我还高了，我问：“那怎么办？”
    大米说：“我们换一个吧。”
    我说：“换成什么？”
    大米看了看四周，从旁边的白菜地里抱来一块石头，说：“用这个。”
    我用被单将石头包起来，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可手一抖，石头就从被单里掉了下来，不偏不移刚好砸在我的脚上，真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抱着脚哇哇地大哭。
 
    大米不来找我玩的时候，我就去吵姐姐，我爬到姐姐写作业的桌子边，问：“姐姐，你在干什么？”
    姐姐看也不看我：“写作业。”
    我问：“写什么作业？”
    姐姐说：“数学。”
    “哦！”“什么叫数学？”
    姐姐抬起头，摸摸我的脑袋：“叶子乖，自己去玩，姐姐做作业。”
    我不走，姐姐就拿过旁边的书包，从里面掏出两颗糖果，说：“来，叶子乖，姐姐给你糖果，自己去玩？”
    我高兴地接过糖果跑去找大米，我喊：“大米！大米！”
    大米竖起头：“你咋呼什么呀？把我泥鳅吓了。”
    我推他的肩：“你带我去粘蜻蜓，好不？”
    大米不理我：“不去，要去你自个儿去。”
    我把手里的糖摊给大米看，说：“看，我有糖。”
    大米转过头看着糖，眼睛瞬间发了光，说：“你给我一颗。”
    我说：“你陪我粘蜻蜓。”
    大米说：“好！”
 
    初夏的秧田间，穿来穿去都是蜻蜓。有鲜黄色的“夏金”，肚子很大，尾巴却很短；蓝色的“泡桐”，眼睛特别亮，闪着蓝光；黑色的“鬼王”，速度很快，“嗖”地一声就不见了；最珍贵的数“夜老水”，它只在夜晚出来，白天藏在竹叶间，我和大米只粘到过一只，它的尾巴很长，身子偏小，翅膀透着微黄，两只眼睛圆圆的又大又亮，很漂亮；最好粘的是小个儿的“玉米”，它飞不了一会儿就会停下来，一停就是大半天，一动不动，用手都可以把它抓住，不过它个儿太小，比蚊子大不了多少，所以我们一般都不粘它；最难粘的是“朝网”，一飞可以坚持两三个小时，我们很无赖。
    大米不喜欢陪我粘蜻蜓，他喜欢下田去捉泥鳅。母亲不让我下田，连水井都不让我靠近，说流水无情。大米一下田，我就去吵姐姐。
    姐姐大我八岁，在她眼里我永远是个不懂事的臭屁丫头，她怕我吵她做作业，用零花钱买了一大包糖，我一去她就给我一颗，把我打发走。
    我再跑去找大米，说：“大米，你和我去粘蜻蜓。”
    大米说：“你有糖吗？”
    我说：“我只有一颗。”
    大米说：“在哪里？”
    我说：“吃了，在我嘴里。”
    大米很失望，问：“好吃不？”
    我吧唧一下嘴巴，说：“好吃，我现在嘴都是香的。”
    大米说：“真的？那让我闻闻你的嘴。”
    我说：“不，你香去了我就没有了。”
    大米说：“那我不陪你粘蜻蜓。”
    我咬咬牙，说：“好嘛，你闻了就陪我去粘蜻蜓。”
    大米说：“好。”
    于是我就把嘴凑过去，大米用鼻子使劲儿闻了闻，然后不舍地离开。
    我问：“香吗？”
    大米说：“香。”
    我说：“好了，我们去粘蜻蜓吧。”然后大米就去拿竹竿。
 
    村里人不喜欢大米的父母，尤其是大米的父亲，村里人都斜着眼睛去看他，就像看一只没有尾巴的狗或多一个奶头的母牛。
    大米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不爱说话。他嘴里总是含着一根蜡黄的竹筒烟斗，一个人默默地“吧嗒吧嗒”地吸，烟雾缭绕，他时不时把烟斗抽出来，然后“啪啪”地吐两口浓痰。
    我不知道村里人为什么不喜欢他，为什么议论他。村里人喜欢议论他，尤其是女人，她们围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唾沫横飞。我没听懂她们说他什么，我只听到一句，那是东头二婶说的，她说“那个倒插门儿的”。
    然后我跑去问母亲，我说：“妈，什么是倒插门儿？”
    母亲转过身来看着我：“你从哪听来的？”
    我说：“东头二婶，她叫大米的父亲‘倒插门儿’。”
    母亲说：“你别听她们胡说。”
    我说：“那是骂人的吗？”
    母亲说：“不是。”
    我说：“那是什么？”
    母亲说：“是门闩。’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说大米的父亲是门闩呢？他和门闩可一点都不像。我跑去找大米，大米就去问他父亲，他父亲用复杂的眼神剜了我们一眼，然后转过头继续“吧嗒吧嗒“地吸烟。
 
    大米的母亲是我邻居大公的女儿，算起来我该叫姑，但我很少叫她。因为我觉得她很凶，她常和王婶，也就是大米的舅妈吵架。她们吵得很厉害，一吵就是几天几夜，声音宏大，释放出去后被几座山挡回来，震耳欲聋，有时她们还打，互相扯着头发你不放我也不放。有一次，她们在玉米地里打了起来，把整块玉米都滚平了。
    大米的母亲很肥，身上的肉把她每一件衣服都崩得紧紧的，屁股像滚圆的竹簺，她的奶子顶起来，像一小段田埂。最特别的是她的肚子，那倒不是因为她的肚子反而小了，而是她的肚子很会装孩子，她好像就那么一站一蹲，就“吧唧”地从肚子里掉出一个会哭会闹的孩子。加上大米她共生了七个孩子，死了一个，还有六个。加上两个大人，就八口人，足足是我们家的两倍。村里哪家办酒席，他们一家就占一桌。
 
    有段时间,我们家母猪下了崽，下了七个，第二天早上却死了一个，只剩了六个。过了十几天，小猪能跑动了，母亲不再让我玩，叫我去山坡上放猪。
    那是盛春季节，阳光很灿烂也很温暖，山坡上长满了草，绿油油的一片，踩上去像地毯一样舒舒软软的，草丛间还夹着些五颜六色的小野花，有的花盘很大，有的只有三朵花瓣儿，但都散发着淡淡的香味，很好闻。
    大米和我一起去看猪，我们坐在柔软的草丛中，使劲地吮吸花的芬芳，头顶是碧蓝碧蓝的天，一直延伸到山的尽头，蓝天上飘着一团一团雪白的云，白得刺眼，我和大米都被吸引住了。
    大米说：“好白的云啊！像花一样好看。”
    我说：“不对，花不是白色的。”
    大米说：“有白色的花，梨花。”
    我说：“梨花没那么好看，还是我姐说得好听。
    大米说：“她说什么？”
    “她说，天上漂浮的云啊，像一团一团雪白的棉花。”
    我得意地炫耀：“我姐说，这叫比喻。”
    大米说：“什么叫比喻？”
    我说：“就是什么像什么。”
    大米说：“这有什么难，我也想一个。”
    我说：“我们一起想。”
    我和大米躺在草坪上，看着天空，那一团一团的白云有些耀眼，我们脑袋里想着它到底像什么。最后脑袋被泥块硌疼了，眼睛也被晃得睁不开了，想的还是漂浮的白云像一团团雪白的棉花。
    我叹了口气爬起来，说：“我们不想白云了，白云已经被我姐想了。”
    大米也爬起来，说：“好，我们想别的。”
    此时我家的母猪在草地上正玩得欢，它用长嘴拱起一块块的泥土，嘴里“哼哼”地附和着，一朵小花刚好就插在它左边鼻孔里，很是滑稽。有一只小猪跑到了上一台土里想下来，但路比较陡，小猪试了几次都不敢跳下来，无奈只“哼哼”直叫，母猪见了撒开腿跑过去，屁股上的肉一上一下抖动，很有节奏感。
    我忽然眼睛一亮，说：“我想起来了。”
    大米转过头：“什么？”
    我说：“你妈像我家的猪。”
    大米很生气，说：“叶子，你骂我。”
    我说：“没有，你听我说，你看，我家的母猪很肥，你妈也肥呀，我家母猪生了六只小猪，你妈也生了六个啊，她们是不是很像？”
    大米耷拉着脑袋，说：“可是，我妈不是猪。”
    我说：“谁说你妈是猪了？我是说像，这是比喻。”
    大米信服地点了点头。那一天，我和大米都很开心，我们在山上哼了许多不成调的曲子。
 
    大米家的房子是用玉米杆简单围成的两间茅草屋，一间用来煮饭，放杂物，另一间用来睡觉。说是卧室，却没有床，直接在地上铺厚厚一层稻草，上面用被单、衣服再铺一层，就在上面睡。
    我很喜欢那样的床，因为在上面怎么滚也不会掉下来。不像我们家，姐姐每次都睡在外面给我挡着，不然我就得从床上摔下来摔得哇哇大哭。我常常去大米家滚床，一滚就是大半天。
    大米家吃不起大米，他们家没有田，只有两块土，都是大米外公悄悄给他们的，为此大米母亲和大米舅妈又打了一架，王婶显得特别凶神恶煞，手舞足蹈地大骂大米妈“赔钱货、瘟神、讨债客”。大米家一年四季都喝玉米粥加咸菜，一黄一黑，很是寡淡，因此大米喜欢到我家蹭饭，因为我家饭里加了少许的大米。我家的生活也不好，那时中国虽然早已改革开放了，邓小平南巡讲话也回来了，深圳早已成了个大城市，但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村里人仅仅是在庆幸土地是自己的了，想种什么就种什么。
    村里人瞧不起大米的父母，当然也不待见孩子。我父母是唯一不歧视大米一家的人，那倒不是我父母素质高，想得开，而是因为我母亲就生了我和我姐，村里人觉得我家断了香火，没啥盼头也不搭理我们。我父母在村里只能低头做人，从不敢说大话。村里人的思想，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千百年都融不了。同是不敢出大气的人，也就没有了歧视别人的心气与资格。
 
    村里其他孩子嫌我们晦气都不愿搭理我们，我只和大米玩，我和大米的关系很好，我们相处得很和平，但我们也吵过，最厉害的一次是为了我姐。
    那天我姐给我买了个气球，绿色的，上面还有黄色的斑纹，很新很漂亮，我把它吹大了用一根绵线绑着，牵着去找大米。
    我喊：“大米！大米！”
    大米从屋里跑出来：“叶子，你嚷什么？天都被震下来了。”
    我说：“你看，我的新气球。”
    大米接过去，爱不释手，问：“真漂亮，谁给你买的？”
    我说：“我姐。”
    大米忽地把气球扔给我：“你姐姐坏，我不喜欢她。”
    我好奇：“我姐怎么了？”
    大米扁着嘴，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姐骂我，哦，不是，是骂我们两个，她说我们两个是两小吴拆。”
    我问：“两小吴拆是什么意思？”（其实应该是两小无猜吧，那时小不懂）
    大米说：“我们那边有个人就叫吴拆，他什么都不做，懒死了，他很大了，但还没有媳妇儿，没人愿跟他。”
    我问：“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大米撅着嘴，说：“你姐那样说，就是说我们懒，以后也跟吴拆一样。“
    我反驳：“我姐不是那样的人。”
    大米大声说：“是，就是，你姐坏死了。“
    我大吼起来：“大米，你才坏死了，你就是吴拆。“
    大米也很生气：“叶子，你和你姐一样，坏死了，你会变成妖怪的。”
    母亲讲的故事里，妖怪会吃小孩，披头散发，模样恐怖，丑陋不堪，都是极坏极坏的东西，人见人打。大米竟如此诅咒我，我委屈地 “哇”一声就哭了起来，指着大米骂：“死大米。烂大米，我骂你就算叫大米，也一辈子吃不到大米。”然后我就跑了，那次吵后，我们五天没说话。
 
    七岁那年的秋天，我们都呼呼地蹿高了一截，我背着书包去了学校，成了一名真正的学生。大米眼巴巴地看着我，眼里是满满的羡慕同是也带着忧伤，大米也想当学生，大米的五个姐姐都没当过学生，他想当一下试试。
    大米的父母也想让大米去当学生，他们省吃俭用攒了大半年，快要凑齐了学费，但大米母亲一场大病将大米的学费用了精光，大米当学生的愿望泡了汤。我的学费是父亲与母亲磨了一个月的玉米面换来的。我和大米出生在那样的一个年代，我们读小学时，那时读大学是不要钱的，现在我读大学了，读小学又不要钱了。
    大米父母说，明年去上学，大米很激动，一跳一跳地跑来告诉我：“叶子，我明年就能和你一起去上学了。”
    我说：“好，我等你。”
    可是，我终究没等到那一天，终究没有和大米一起成为学生。
    大米家搬走的时候，依旧是一个收获的时节，过不了一个月，就又要开学了。可是，他们走了，是在大米母亲和大米舅妈又打一架，大米舅妈连续骂了三天三夜之后，大米父亲狠地抽出嘴里的烟，“啪”地一声扔在地上，对大米母亲说：“收拾东西去。”
    大米家走的那天，我在山坡上放牛，天空碧蓝碧蓝，蓝天上飘着一团一团的白云，我远远地看着他们走向田埂，一大家子，浩浩荡荡，最后消失在村口。
    我抬头望着天，一团团的白云飘过，我觉得姐姐说的好极了，天上漂浮的云啊！就像一团一团雪白的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