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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先生住在我家隔壁。王先生解放前供职于盐业局，是个高级职员；解放后仍在盐务部门上班。北京人，一口地道的京腔，人很体面。灰白的头发，当中分，一丝不乱。戴金丝宽边眼镜，常年穿一套蓝灰色中山服，里面衬着白衣领。手持文明棍，逢见人很客气，且又矜持。几乎不与左右邻居往来，很清高。五六十年代的邻居们大都好串门儿，谁家有点小难处，大家帮帮忙，可王先生家大都大门紧闭，不与人往来。王太太理家有方，膝下有三个女孩一个男孩，待人处事亦如其父，从来不与院里我们这些野孩子玩，做邻居十余年从没往来。只记得有一年正月十五，王家几个孩子手持灯笼，在我们凉台上玩，居然破例邀我们一起玩，我着实激动的很，人家到底文明，不像我们这些野孩子，上山下海打群架，心里很是羡慕。

　　王先生最大的嗜好，品茶、养花。每天下班归来，独自在自家小凉台上喝茶。摆弄大大小小几十盆花。星期天，王先生的客人，也都是王先生同类人，都操京腔，齐聚在小凉台赏花、品茶。冬去春来，日子过的平淡也有滋有味。

　　六六年八月，天下大乱。我们院隔壁基督教堂大火熊熊，黑烟滚滚，成千上万的圣经、书籍被投入火海。我们窗下是胶州路，一条大马路，从早到晚，高音喇叭刺耳的尖叫。走资派、牛鬼蛇神五花大绑押在车上，上万的红卫兵挥动红宝书呐喊、狂叫。我们院里的老邻居们个个像惊弓之鸟，偷偷聚在一起打探消息，生怕厄运降到自家头上。

　　那时，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单位也少有人上班。而王先生则一如往常，上班下班。文明棍不敢再提了，因为他是个文化人，又在政府机关上班，明白事理，老邻居有的向他求教，打听消息，他总是摇摇手，并不搭腔，匆匆走开。有一天，我母亲有点小事敲开王家门，王太太一本正经地对母亲说：“我们家旧社会是职员，是受压迫的，不像你们这些资产阶级，你们是被改造被斗争的对象。”说完她就紧闭了大门。那时我才明白，王家为啥总与我们保持着距离，从不多来往，原来人家早早的与我们划清了界线。

　　直到有一天，那是六八年秋吧，那发疯的年月刚刚过去，社会上也稍平静些，一直按时上下班的王先生，下班时间迟迟未归。八点、九点还是未归；王太太着急了，在家坐立不安时时站在门口向外张望，直到近十一点，王先生终于回来了。头发有些凌乱，扶着墙根儿慢慢爬上楼，王太太赶紧把他扶进屋里。王太太一再追问出了什么事，王先生一句不答。王太太备好热茶，王先生摇头不喝。热汤热饭端到跟前，先生仍不理会。孩子们隔着门缝，只看到父亲的背影，无人敢上前，直到后半夜，王先生说了一句：“你们歇着吧，我累了。”王太太哄孩子们睡下，披衣服偷偷看看先生，只见他只是呆坐着。临近天明，王太太刚躺下，只听到“咚”的一下沉闷的声音，王太太急进客厅，王先生不见了。只见窗户大开，待到王太太趴到窗前向外一看，立刻大叫一声，晕死过去……

　　楼下围拢着三五个行人，王先生躺在一片血泊中。

　　过后，王太太及子女到盐业局，质问革委会领导，那天在班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怎么逼他自杀。革委会的人也是纳闷的很，一再解释，王先生非走资派，也不是地富反坏，平时无反动言行，不是清理打击对象。只因为他是旧社会过来的，我们只是一般地审查他一下，没动他一指头，只是拍拍桌子吓唬几句，谁知他就走到这一步。王太太及儿女不接受这种解释，大哭大闹，最后革委会领导拍桌子：“告诉你们，他这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国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文化大革命，罪行极大！你们再胡闹就抓起你们！”王太太没敢再吱声，归来后，一家人悄悄地葬了王先生。

　　王先生之死，终是院里大事，老邻居悄悄凑在一起说三道四，但总说不出个所以然，找不出答案。后来我想大约是这样，王先生还是个很老实的人，平时胆很小，多余的话从不敢说半句，出轨的事更不敢，树上掉片树叶怕砸着头，解放后一茬又一茬的运动，他小心翼翼地挨过来，内心的紧张恐惧却与日俱增，直到要审查他，革委会领导一拍桌子，他彻底被击垮了。

　　王先生一死，王家彻底败落了。

　　王先生大女儿，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做医院护士，匆匆出嫁，又匆匆离婚。后来在市场摆摊卖衣服，腰间挎着腰包，脸晒得很黑，吆三喝四，全然看不到那曾经有过的书卷气。

　　二女儿打小好读书学习，佩三条杠，后来也是婚姻不顺，独自学写电影剧本，屡屡不成。四十余岁时，千方百计托人想嫁个台湾老头，也不知后来是否如她所愿。

　　小儿子曾与我同学，很文弱，像个小姑娘，长的也细皮嫩肉，后来却成了五大三粗的汉子，胸前还堆着胸毛，也早早下海，开了一家小店，经营小学生文具。偶尔与我见面，俨然做大老板状。

　　王太太临老也不甘寂寞，挪动着一双半大小脚在街头摆摊卖小孩衣服。每每全家团聚时，老太太事先买好一大篮水果，橘子、大枣等，手持一杆小秤，为每个儿女称出一份。嘴里还叨叨着说，外面一块二一斤，我卖给你们一块一斤，一手交钱一手交水果，儿女们似乎见怪不怪，很习惯如此。

　　王家后人如此结局，着实让我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