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生活记趣（彦文杯）

　　我是20世纪50年代初上的慈利一中初中。

 

　　我的初中上得与众不同：三年里上了三次初一。前两次各读一个月左右便逃跑回家，死活不肯再读了，直到1953年的第三次，到底长大了些，才顺顺当当地完成初中学业。

 

　　有关这个逃学故事，我写有《逃学》一文，除发表在本《忽然花开》等文学网站外，曾在全国征文大赛获头奖，2015年《中国散文诗歌精选集》编委会正式发给“文稿录用通知”，嘱“再勿另投”。后因故未能出版，嘱自行处理。我说这些绝非炫耀自己的文章有多棒，而是它确实“精彩”——我差点丢了小命！

 

　　我今天不重复这个虽然也属于我的初中生活的趣事，只写正式读书的初中三年中，

 

　　留下的许多时代独有的难忘故事，深厚纯真的师生、同学情谊。我视它为人生中最快乐最美好的一段经历。

 

　　学校位于县城之东，后临东街，是一条很窄的小巷，往下是澧水。校门前一片稻田，望不到边。令我至今不忘的是田中的茅草屋、池塘和柳树。茅草屋似乎没人居住，至少是我没见有人住，空荡荡的。池塘就在屋门口，正方形，四季碧绿，唯一的那棵柳树扎根在靠近茅屋的塘坎上，枝条倒悬，如羽如絮。在这么广阔的农田中，嵌着这样一个水面如镜的小池塘，立着这样一棵独一无二的柳树，再配上那原始古朴的茅屋，这是诗样的意境啊！

 

　　校舍为两层，大多是木质框架。从大门往里，一条鹅卵石铺成的林荫大道直通主楼，曲径回廊连结着前后左右。几个大天井凉气爽人，各不相同。最具特色的要算前面走廊旁的两个长方形大天井。几乎齐沿的深绿色水面上铺满了水壶莲，叶圆肥嫩、挨挨挤挤。下雨天，大大小小的雨点，敲打在叶面上，溅出朵朵水花，非常好看。

 

　　为了全校师生的一日三餐，工友们异常忙碌。那时，各项设施都很简陋，没有自来水，由工友们从澧水担上坡。我们总是看到三三两两的工友挑着满满的一担水，“哼哟，哼哟”地行走在这条崎岖不平的上坡路上。晴天倒还好，下雨下雪可真苦了他们。

 

　　饭堂、宿舍备有大木桶贮水。每日，天刚麻麻亮，同学们尚在睡梦之中，朦朦胧胧听到工友们急促的脚步声，他们要赶在学生们起床前将洗脸用的热水倒进大木桶，然后一瓢一瓢舀给每位同学。

 

　　一天三餐都是吃饭，曾有段时间学医院、机关，早餐吃馒头稀饭。同学们反映这样吃法老要上厕所，影响听课质量，才又改过来。按班级八个人一桌，两大钵菜，主要为和渣、南瓜、大白菜之类，一小钵小菜，以豆豉炒辣椒为主。饭用箩筐装着，随便盛，定期打牙祭。

 

　　约摸在一九五五年以后，改为吃钵仔饭。按各人自报的分量用不同规格的炖钵蒸成。不洗米，说是保持米中营养。我吃最小量，大约是十六两秤的五两，一个学期所有开支总共三十五元左右。

 

　　浴室和厨房相连，公用的脚盆，公用的小桶。人多时还要站在外面或浴室里等着某个快洗完的脚盆，无所谓卫生不卫生，更无细菌、病毒的概念，也不见有人传染上什么病。开始，同学们用小桶去厨房大热水锅提水，后来有所创新，在墙上打个洞，插上一节竹筒，热水从竹筒流就行了，省却了从厨房提水到浴室的力气和时间。

 

　　洗完澡之后，学生们或三三两两，或独自一人拿着面盆去澧水河洗衣服，这是一天最惬意的时候。

 

　　澧水，虽然是一条很小的河流，但满河床的鹅卵石告诉我们，它已经相当年岁了。只要不下大雨，它就像我们这群天真烂漫的孩子一样纯净无瑕。洗罢归来，同学们将衣服晾晒在操场边自己班级的露天篾绳上。绝对不用担心有人偷，因为那是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时代。至于有没有虫爬蚁咬，可真没人想过。

 

　　除了上课之外，我们女生还多一层领导——女生指导员。我印象中，都由教体育的李老师担任。据说李老师运动员出身，看那一身打扮确实像：男老师样的西装头、制服，夏天常常穿着西装短裤、短袜球鞋。李老师非常负责任，几乎每晚就寝铃一响，准时来到宿舍，向同学们交代一番。

 

　　慈利一中“盛产”臭虫，记得姐在这里读书时，每次带回家的衣服必须放在门外，等用蒸笼蒸过之后洗干净才放入衣柜，到我仍然如此。有段时间，规定午休前十分钟一律捉臭虫。它们白天躲藏在床板缝里，晚上出来咬人，手一摸一个。同学们常常被咬醒，肿起一个个小红疙瘩。我们毕业的那年暑假开始撒药灭虫，往后的同学从此免受虫咬之苦。

 

　　冬天的慈利，寒气逼人，各班备有火盆，烧木炭取暖，值日生负责生火灭火。现在想来有点怕：万一失火了怎么办？恐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烧连城。

 

　　学校有校医室、观察室。同学们小伤小病不用出校门，但大病可就麻烦了。那时整个县城就一个卫生院，连个阑尾手术都做不了。少先队大队委寇同学得急性阑尾炎，要送去180里远的常德开刀。

 

　　慈利一中的学生，来自县内各地。近为县城及附近，远到三官司、江垭，一百多里路，想一天赶到就得两头黑。一到放假，各个方向的学生背着简单的行李，像脱缰的马，欢呼雀跃地奔向回家的路。我们后河一带的同学特多，好似一支失去首领的队伍，毫无秩序地往垭门关挺进。见了这般散兵游勇，谁都知道是慈利一中放假了。那一个个气喘吁吁爬垭门关的情景，我总觉得和课文《老山界》十分相似。

 

　　每年春秋两季郊游，让同学们尽情放松一把。大都分成语文、动植物、图画等等若干小组，打着组旗，浩浩荡荡流向目的地。这是慈利县城最壮观的游行大军，沿途村民无不驻足观看。我们去过修慈大公路时的团岩溪、羊角山、笔架山等地。中午没饭吃，由学校工友挑着番薯，粑粑准时送达。

 

　　那时的慈利一中，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师生之间无不挂着微笑。课余之后的校园，无论哪个角落，荡漾着欢快喜庆的歌曲“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这些富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歌曲，今天想起倍感亲切。

 

　　全校文艺晚会上，刘邦益、田贵堂、徐建三位老师的小话剧《哥俩好》、七十五班的黄梅戏《夫妻观灯》、七十一班的舞蹈《采茶扑蝶》、工友岳天戴的《太阳出来喜洋洋》，曾让师生员工啧啧称赞，大饱眼福。

 

　　我所在的七十六班共十个女同学，我最小，班上唯一的女少先队员。她们像姐姐一样地关心我，爱护我。我还是大队学习委员，三道杠，十分神气。

 

　　初一的班主任是方大启老师，教数学。有段时间，流行扑克热，我着了迷，下课十分钟也不放过。一天数学课，我和另一位同学，还有七十七班两位，打得忘了钟数，上课铃响了才急匆匆地喊报告进教室。方老师生气，叫我俩站起来听他训话。他批评我们骄傲，自以为成绩好连课室纪律都可以不遵守。我生平第一次获此“殊荣”，羞得直想往桌底下钻。从这天起到现在，我几乎连扑克牌都不曾摸过。

 

　　初二起，吴祖远老师任班主任，一直把我们送至毕业。吴老师把全部精力投入我们班集体，同学们也像爱护眼睛一样关心七十六班。不管是学习成绩还是组织纪律，我们班都保持领先地位。吴老师的宿舍紧挨课室，听同学说他办公桌上的镜子不是梳头整衣用，而是像汽车后面的倒后镜那样反照过往学生的，他力图把全班同学的一举一动最大限度地收入他的视线，以便及时发现不足之处，迅速指正。

 

　　冬天，吴老师三更半夜去男生宿舍查铺，生活会上他“批评”男同学不爱护自己，大冷天，被子盖成“甲由申”三种样。

 

　　那时，班后活动多是跳集体舞，《找朋友》《兴安岭的大森林》就是那时时兴的舞曲。虽然同为班主任，有些老师不一定肯跳，吴老师尽管跳得不怎么样，也和同学们同跳同乐，无形中增加了班集体的凝聚力，增进了师生情谊。

 

　　汪学优老师教了我们两年语文，师生情谊颇深。

 

　　由于我喜欢作文，深得历任语文老师的青睐，汪老师也不例外。他不但关心我的语文学习，而且针对作文中流露出的不良情绪予以疏导甚至批评，使我无形中感到汪老师是位善良可信的师长。汪老师还鼓励我向少儿刊物投稿，他帮助修改。虽然石沉大海，但老师的厚望由此可见。

 

　　班里生活委员漆泽兰，一个星期天，他们一行人检查完全校各个角落的卫生状况后回到宿舍，神经兮兮地对我们说：你们猜我们班那些男生，都在议论我们什么？我们回答猜不着。她说，那帮毛头小子七嘴八舌，评头论足，谈论我们班女生谁谁最漂亮，大家异口同声说欧阳琛，就是全校女生里面比，也数她第一。

 

　　男同学的话不无道理，教导处前面的走廊，挂有一幅木兰从军的画，同学们都说她和那画上的姑娘一样美。论相貌、身材都无可挑剔。不过我对这些近乎麻木，或者叫傻，长相如何好像搞不太清楚，也不关心。

 

　　我们那时的少先队生活特别开心，总辅导员李年芬老师和几位辅导员同学通力合作，把队员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十分活跃。队部利用一切机会对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及道德品质的启迪和教育。

 

　　我们从心底牢记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由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惜它，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要给红领巾抹黑。我们深深懂得队礼的含义：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那时的队歌由马思聪作曲，歌词是郭沫若老先生写的，共三段，只记得两段了：“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勇敢前进、前进、跟着共产党。

 

　　我们要拥护青年团，准备着加入青年团，我们全体要努力学习和锻炼，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

 

　　一九五四年涨大水，粮食紧缺，有的同学害怕饭不够蜂拥着盛饭，那时吃大锅饭。队部要求维护红领巾的形象，不要这样。我们队干部更是以身作则，辅导员们十分欣慰。

 

　　也就是这年的六一儿童节，在慈利一中召开全县庆祝大会。按照会议程序由我们一中的代表发言，队部决定由我担任。异常胆怯的我，顾虑重重。在李老师、各位辅导员同学的鼓励下，我才鼓足勇气，决心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事先我把讲稿背得滚瓜烂熟，确保万无一失。那晚，我踏着李老师鼓励的话语和热情的目光走上主席台，战战兢兢讲完了话。转身看台下，李老师和各位辅导员同学的脸上写满笑容，毕嘉乃校长倒背着手，笑眯眯地合不拢嘴，甭提心里有多高兴！

 

　　同样在这一年，全国掀起给志愿军写慰问信的热潮，我们少先队抢先响应。和我校一直保持联系的丁智勇志愿军利用回国的机会专程来到我校，少先队抓紧机会，组织有关活动。在全校师生共同参加的联欢会上，有献花和红领巾一项，由孙慈星和我分别担任。

 

　　通过这项活动，我还和一位朝鲜小朋友互通了一封信。来信未作翻译，附有一张相片，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小女孩。那字迹，那微笑至今留在脑际。我一直宝贝似的珍藏着，可惜文化大革命中，连同所有信件、日记一件不漏地烧掉了。

 

　　那时的我，真的出了一阵风头。

 

　　谁也不会想到，似乎还算斯文的我，在最后学期竟闹出个大笑话。后觉有趣，写成一段不知叫什么体裁的小文，还在《快乐老人报》发表了呢！我不想再做改动，抄录如下：

 

　　标题 出洋相

 

　　正文“我在慈利一中，读书三年，胆小出名。毕业那年，还出了个大洋相。距今五十年了，回想起来，仍忍不住要笑。

 

　　按规矩，我们值日除了扫地、擦黑板之外，还要在上下课时叫起立——敬礼——坐下的口令。

 

　　我害怕，一直不敢叫。直到初三，同学中有的善意取笑，有的热情鼓励，还有的用激将法打赌。我耐不住，想试试。终于有一天，我鼓足勇气，横下一条心，决心喊它一回。

 

　　这堂课是物理，在实验室上。我牢记龚老师的习惯：早早地提着小黑板站在门口，钟声刚响便跨进教室。坐在实验室，我高度紧张地聆听钟声，唯恐叫迟，心咚咚乱跳。

 

　　“铛”，响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应着钟声就喊“起立”，心跳到了嗓子眼，慌乱中隐约见到同学们起立的动作不像往常那样齐刷刷。紧接着该叫敬礼，我定了定神，望望讲台：糟啦！老师还没来呢！这一向准时的龚老师干嘛偏偏今天不准时？我窘得不知所措，脑子一片空白，痴呆在座位。后面两句是同学代叫的。

 

　　从此，我发誓，再也不叫这吓人的口令了，也真的没再叫过。还有比这更没出息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