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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有一个潜伏卧底的地下党员，只是为当年的新四军和地下共产党做过几件好事的热血青年；在烽火岁月里随波逐流地生活和奋斗不过；他并没有实施大时代的自我革命，拥有坚定的信仰，追求理想世界的闪光花朵。

 

　　当我在他九十五岁釆访他时，他表示同意。

 

　　1937年7月7日，北京南郊卢沟桥爆发了中日战争。北京、天津、河北燃起抗日的战火。同年8月13日，上海爆发日军侵略战争的火焰。12月1日。张惜晨的家乡位于上海与南京中间的长江边江阴县城沦陷日军之手。

 

　　在江阴城东北的黄山军营，住着一个中队的日本兵。日本兵无恶不作。距离黄山军营六七公里的东面有个杨家村。村上住着二十几户农民，只有一条通往县城的羊肠小道，偏僻而宁静，大家过着安定的生活。

 

　　村里的男人保留着先辈练武强身的好习惯。操练拳术是男人们劳作后的爱好。故土沦陷，大伙心里憋着怒气，虽然血气方刚，总也没有报仇的机会。村里十几个年轻男子自愿组成夜防队，面对日本鬼子的疯狂行为，在夜间时，便聚在一起，谋划寻找机会灭杀日本兵。为受辱的乡亲们秋仇雪恨。

 

　　灭杀日本兵的机会来了。1938年2月5日傍晚时分。杨家村的西边夕阳落下，艳阳美丽。从日本兵营里走出一个日军军曹，在营房外的乡村小道上，他见一个美丽的村女正挎着竹篮回家去，他顿生歹意，紧跟在村女身后三公里多的距离。村女走进杨家村西头便不见了踪影。他独自闯进杨家村西头一个三进房老宅的杨兴官家中。见杨兴官正在吃晚饭，便向杨家要“咪西咪西。”并做着吃的手势。杨兴官老人从厨房里端出了一碗大米粥。

 

　　日军军曹接过碗便仰头喝起来。村民杨永臣杨士根和杨苟郎杨才宝悄悄进了屋，相互招手做了抗击日军士兵的动作。四人赤手空拳冲进了厨房，朝日军士兵猛扑上去。

 

　　杨永臣抢先一步，从背后挟住腰把日本兵摔倒在地。杨士根夺下日本兵手中三八长枪，杨苟郎则举起桌旁的部条长凳朝鬼子兵头上砸去，与此同时，杨才宝提起一把木榔头朝鬼子兵头上狠狠地敲击。把鬼子兵打得脑袋开花血肉飞溅。当场毙命。

 

　　村上的邻居闻汛后跑来了，剥下了鬼子兵的军装在河边烧毁。把鬼子兵的尸体抬到村外幽静河畔莶科洚埋掉，枪枝和皮靴扔进了河水里。

 

　　半夜过刚，近百个鬼子兵从黄山营房出动，打着手电筒沿村搜寻，毫无收获。

 

　　第二天清晨，五百多个日本鬼子在二名少佐一名中佐带领下包围了杨家村附近的十三个自然村，并且，要求各村保长和乡长把十三个自然村的农民集中到了一起。日本鬼子兵在打谷场四周架起机枪。个个似狼如虎。

 

　　日本军的一名中佐死声力竭地吼叫着。“支那人的坏了坏了，大逆不道，不说出军曹的下落，统统的撕拉撕拉的。”

 

　　瘦猴模样的翻译官卑躬屈膝地作了翻译：“咋天有一个日军军曹在这里失踪了，有知道下落的人快讲出来，可以得到皇军重赏，杀害他的人要尽快自首，可以得到从宽处理。否则，你们统统的都格杀无论！”

 

　　村民们愤怒得喊道：日本兵滚出去。

 

　　这时候，有个叫刘田郎的外乡人正走亲访友，年轻的他的忽然窜出人群，拚命朝村外大路上逃跑，被鬼子兵的机枪扫射而死。

 

　　日本军士兵挨村挨户的搜查。老百姓家里的仓库柴房寿材都要打开进行搜查。老百姓家里死人埋葬的几处新坟也被挖开探查。日军士兵忙乎了一天后悻悻归了营房。

 

　　砍杀日军军曹的农民扬士根他们几人却心惊肉跳，在昏暗夜色中夜不入眠。

 

　　在夜阑人静时，他们将鬼子兵的尸体从河畔莶科绛里挖出来后，转移至东边的蟠龙山上，绑上柱石扔入山坡湾岙一口废弃的深井中，又把沾有血迹的一把凿刻有“杨氏”字号的石锁一并沉入井底，达到毁灭证据的目的。不料，在第三天清晨，蟠龙山下及十三个村庄又来了大批日军。将十三个村庄的近千名农民押在一起，由士兵看守，安排大批士兵拉网式搜查失踪日军军曹。日本士兵用大渔网逐个对十三个自然村边的池塘河滨进行清理。上午结束，并没有任何收获。可谁知，日本兵的一条狼狗在池塘边杨树丛中发现了一只日军军曹穿的皮靴。顿时，气氛紧张起来，日军中佐立即振奋了心情，也更加凶恶了，发誓要追查出凶手。

 

　　日军中佐指挥士兵接连焚烧了杨冢村邻近的王保村，金湾里，金家洚村。第四天，日本兵在蟠龙山下废弃的深井中找到了军曹的尸体和打捞出的“杨氏”字石锁。

 

　　日军三百名包圊了杨家村。妄图把杨家村二十多户一百多人农民杀光。全村百姓已经在二天里分散转移出去了。穷凶极恶的日军血洗杨家村的阴谋没有得成。

 

　　三天后，一百多名日军士兵趁着暮色突袭杨家村，捕捉到一名花甲老人杨鸿宾。日军少佐气得咬牙切齿，哇哇乱叫。

 

　　一个姓马的汉奸为了邀功获赏竞向日军密告：“杨姓人跑到袁家桥的很多。”大批日军立即奔袭七八公里外的袁家桥。把保长杨文华的妻子孩子，长工陈六郎，杨士根的妻子以及杨生荣，杨湘田，杨寿明，杨满才

 

　　杨成官等十三人押送回到杨家村废墟旁大树上严刑拷打。日本兵用火油灌，用火烫胸用尽恶毒方法要杨姓人交代出“凶犯”。

 

　　连续五天，杨姓人不管日军士兵施出什么手段，坚贞不屈，没有透露丝毫杨姓人杀了日军士兵的事情。直至十天后，十三个杨氏农民全部遇难。

 

　　灭绝人性的日军士兵焚烧了杨家村所有的农民房子。把十三个遇难的杨氏农民兄弟及其中的二个女人和孩子头颅割下来，抛进了火堆。

 

　　浓烟滚滚的大火遮天蔽日。火焰窜晓到杨家祠堂。祠堂里神座下藏着国军撤离时埋下的几十箱手榴弹被引爆。猛烈的爆炸声震撼了在县城的日军司令部。日军中佐吓得失魂落魂。煌煌不可终日。日军打电话中佐请求无锡的上级指挥官派出两架飞机到杨家村上空视察。杨家村是一片焦土。

 

　　张惜晨的家就在离杨家村才二公里的地方，焚烧的村庄殃及了鱼池。他的家也在日本人的铁蹄下惨遭焚毁。出身于小学教员家庭的张惜晨中学没有念完，他恨透了日本人。

 

　　正月初五，日军火烧杨家村，他的家同时遭到日寇侵略者的焚烧。国仇家恨在他胸中升腾，迫于生机，他背井离乡来到上海进十六埔一家米店当了学徒。晚上，他到职工夜校补习文化。

 

　　1938年9月3日，国民党蒋介石终于接受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立了全国抗日的统一战线。进入了抗日救国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正在大中中学学习。

 

　　1939年春，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萘。呼喊着：“宁愿战死沙场，不做亡国奴。”参加游行示威活动。张惜晨跟随十几个沦陷区的男女青年终于肩背布袋踏上征途，以满腔热血走上抗日救国的战场。他们十几个热血青年坐船经浙江嘉善一路西行，穿越苏嘉铁路、京杭国道日军的封锁线，沿和平梅溪翻过荒无人烟的百里羊角岭，登上天目山，再涉分水河越过兰溪，经历三个多月的风雨历程，终于到达了安徽绩溪。那里有一处军事训练营。他刚放下行李。便报名参加营地的“克强爆破训练班。”成为一名特种兵。他参加了炸碉堡、毁桥梁、破铁路和毁坏交通线的技能学习实战训练。三个月后，他和其他十一名勇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28军。十二名战友分成四个爆破组派到每个师部，在前沿阵地配合先锋部队进行突击作战。他和二名战友在部队攻打京杭国道武康镇时，夜炸三桥埠；在攻击孝丰营盘山战斗中，炸毁杨家花园的日军碉堡。根据战斗的需要，炸毁了在沪杭线上的临平火车站。他两次受到军部首长嘉奖二次荣立二等功。此时，军部指派爆破组深入敌后杭嘉湖水网地区配合挺进纵队打游击时，在德清县结识了任23集团军参议员的少将特派员冯国屏。冯国屏主动接近张惜晨，这位国军少将是苏北南通人，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他看张惜晨长得英俊潇洒，积极向上，极有好感。冯参议主动把部些进步书刊送给张惜晨阅读。《新民主主义论》，《文萃》，《文艺复兴》，《甲申三百年祭》等书刊使张惜晨大开眼界，激情澎湃。两人的关系密切起来。1943年春，爆破组奉调至军部，而张惜晨却脱离了部队，由一个热血青年成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执行着地下党的任务。夏初季节，冯参议把张惜晨约到一家饭店，两人边吃边谈。冯国屏参议对他交了自己的底。他的真实姓名叫酆坚，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是共产党员，接受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潜优任务，负责监督第23集团军所属各处武嚣修械存储情报工作。并且，他和周恩来关系密切，遇有重要情报可直接报告周恩来。两人志同道合，义结金兰，以后天地为证，日月明鉴，赴汤蹈火患难与共。有一天晚上，冯国屏参议找到张惜晨住处，布置一件急要任务。共产党秘密战线急需一部电台，刚由重庆专人送至浙江，要从浙江秘密送达上海。考虑到张惜晨来盾上海，对上海熟悉，便决定由张惜晨完成这一任务。冯将军问张惜晨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张惜晨便建议说：“浙江有商人通过水路把山区毛竹运到上海去，可以借用这种方法，因为运送毛竹采用的方法是把毛竹捆绑叠成竹排，有秘藏空隙。”冯将军点头称可以一试，具体有张惜晨实施。这是张惜晨第一次接受共产党地下组织布置的任务，接受地下党的考验。天目山下的德清县盛产毛竹，德清有一批商人把竹子扎成排运至上海贩卖。张惜晨在城外一家篾器行找到一个姓王的老板谈了一笔生意。把拆解的电台部件分成六个部分，装入废弃好紫铜炸药箱里，密封包装后，捆绑在毛竹排下，再把毛竹排叠码起来，垒成了毛竹棚。冯将军又办好一张23军的通行证交到张惜晨手中。张惜晨装成商人模样和王老板一起去上海。他们的竹排绕过了日军在港口安置的水上捡查站。将电台安全送达上海黄埔江边的地下党联络员手中。

 

　　1945年的春天，春暖花开的时节，一天上午，酆坚同志兴奋地告诉张惜晨：“小张，我们去湖州山区迎接新四军。”

 

　　第二天下午，酆坚身穿长袍，手执旱烟杆，一副绅士模样，酆坚身材魁梧雄健。两人携带着白酒干粮羊羔。带着自卫的武器。他们从德清上船沿龙溪河进发。两岸枇杷桃林，河边树林倒影婆娑。触景生情，感慨万分。中国大好河小，却被日本人侵占着。

 

　　夜幕降临江南山区，阴冷寂静。岸边传来哨所的吆喝声，每一处他都能应答自如。闯过一道道关卡，桥头堡。小船在拂晓前拐进了青山港抵达了埭溪镇。

 

　　埭溪镇上已是熙慝攘攘人头攒动，街路上走着身穿灰棉衣，脚穿方头布鞋，身上的枪巴和手榴弹系上红布的军人。

 

　　新四军昨夜突降小镇露宿街头，老百姓正开门迎接他们。这是张惜晨第一次见到自己革命者的队伍，他十分惊喜好奇，反复侧脸看着新四军，新四军里看不出官兵的身份，和气一团。天已大亮，有一队巡逻兵从桥头走来。酆坚毅然上前找了一个士兵问道：“同志，你们的教导员在哪里？”

 

　　士兵立马举起手中的长枪问道：“你是干什么的？走！”严肃的士兵端着枪把酆坚押走了。酆坚回转头大声对张惜晨喊道：“小张，你在这儿等着我。”

 

　　张惜晨觉着自己肚子饿了。他走进近处一家冒热汽的小店铺，买了一碗团圆糖粥吃了起来。赶集市的山民逐渐散去，街道格外宁静。

 

　　店家收拾完桌持，跟张惜晨聊起昨夜来新四军的事，心里很惊喜的样子。

 

　　上午十点许，两个荷枪实弹的便衣人员来到他的面前，彬彬有礼地问道：“小兄弟，您是同冯先生一起从德清来的么？”

 

　　张惜晨点头称：“是。”心里惊戒起来。

 

　　“你不必紧张，我们司令请你去！”其中一个人对他说。

 

　　张惜晨知道冯参议一定找到联络人了。

 

　　在山坳的部队营地指挥所，酆坚已等候在门口。张惜晨进了屋。酆坚同志兴奋地把浙江天目山行政专暑郎玉麟司令员介绍给他认识。然后，张惜晨和地下党德清、武康、临安、佘杭、桐乡、新登六个县长热情地一一握手。中饭时，郎司令满面春风地挽着张惜晨的手像兄长似地问长问短。走到饭篓子旁，从随身的搪瓷碗里抽出一只装上米饭交给他，坐在一起同吃饭。饭后，酆坚同志把张惜晨安排在厢房休息。他立即与新四军研究工作去了。

 

　　傍晚，张惜晨伴随着酆坚同志满怀喜悦连夜赶回德清。

 

　　新四军南下浙江。驻扎在安徽黄山的一支部队，急需一台印刷机。酆坚同志了解到德清民族日报社有一台旧印刷机要转让出去。他本人又不便出面购买，立即约见张惜晨。张惜晨表示愿意自己出面购买印刷机，然后送至黄山新四军部队。两个月后，形势突然发生变化，酆坚同志随军北撤，地下党安排张惜晨留下继续执下潜伏任务，伪装成一名开竹器店的小商人。酆坚同志与张惜晨握手分别时，交给了他地下党在上海苏州河畔及南通江边的二处地下党联络站。几天后，汪伪政府的军队进驻德清县城，一片白色恐怖。张惜晨由于买过民族日报社一台旧印刷机，而且是送至外地。日军伪军在获知这一消息后，先后被日军和伪军三次逮捕送进牢房。受尽了侮辱拷打，他只说自己只是个商人。几天后，新四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攻打德清，德清解放了。马不停蹄的新四军乘胜追击，在一个月黑深夜，部队机智地穿越沪杭线，到达临海前沿的山村待命。

 

　　风云突变，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杜鲁门上任。形势对共产党和新四军极为不利。汪伪军警卷土重来。德清又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张惜晨只得辗转塘西、余杭、临安三地。他三次遭到了逮捕。在牢里挨皮鞭抽打坐老虎凳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他宁死不屈服，只说自己是个小商贩。

 

　　最后，德清地方商界名绅全力营救他，在交给日伪军八十担大米和八只金戒指后，他才获得释放，走出牢狱。

 

　　张惜晨按照酆坚同志临别时交待的联络方法进行联络。上海与南通的地下党联络站早已撤离，没有一点儿音讯。他像一只坠落的大雁，孤雁长鸣。他似折断了翅膀的雄鹰沉闷着忧伤着，失去了上级领导的张惜晨徘徊在山溪边流下了热泪。他如断了线掉入山涯的风筝。他决不气馁在山水间寻觅地下党组织那些亲爱的同志们，同忖，等待着酆坚同志的召唤。

 

　　1948年春，张惜晨通过一个商人朋友的介绍，他终于跟浙东地下党武装金萧支队的同志接上了关系。成为一名潜伏着的地下党员。

 

　　1948年4月，杭州解放了。在临安县城，他可以扬眉吐气地公开自己的身份了。他通过南下干部范克明同志介绍，他进入临安县公安局工作。他随即写信同地下党的南通站取得了联系，不久，他直接跟上级领导酆坚同志取得了联系。知道酆坚同志在徐州的一家兵工厂任办公室主任。并寄来了他的照片和给张惜晨确认身份的证明材料。

 

　　经历血与火锤炼，接受生与死考验过的张惜晨悲喜交加。公安局长周韶琴得知这一情况后，考虑到张惜晨同酆坚同志的特殊关系，问张惜晨愿意不愿意去酆坚同志那里工作，可以由组织出面联络调动。在纯真的年代，张惜晨不考虑战友的情谊庸俗化，表示服从本单位领导完成任务。

 

　　他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剿匪工作中，经他亲自处理的土匪有一百余名，活捉三个土匪头目。缴获大批枪支弹药。拒绝了土匪家属的金钱财物贿赂。他与县委书记杨伴星合作擅写的发劾群众剿匪的经验材料发表在1949年11月的浙江日报上。他被浙江军区评为剿匪模范。1950年1月，他转入人民解放军第九军分区工作，参写土地改革运动和剿匪斗争。1954年秋，他由部队转业回到江阴老家，分配到璜土小学校担任校长，学校三间破房子，无门又无窗，原是败落的祠堂。72名学生衣衫缕烂。他接替第一任名叫彭洪昶的校长，彭洪昶原是一名地下党员因生病早逝。他成立了扩校管理委员会，发动几十个村庄的农民捐款建校，他拿出自己积蓄的钱给学校购买教学用品。给困难家庭学生购买书本。发动农民自发地拆除舍利庵。学生增加到二百七十五名。经过三年寒暑的辛勤劳作，二十间新校舍建起来了。一至六年级单轨制完小学校呈现在大家面前。政府没支付一分钱盖学校的事情受到了县教育局的赞扬。他在荒郊野地的废墟上新建的学校里，狠抓教学质量，学风严谨，校风端正。连续多年，五六年级学生的语文数学成绩总是和东乡周庄华士名校并驾齐驱，榜上有名。他和妻子儿女以学校为家吃住在学校里，还亲自动手在学校围墙外开垦荒地种菜植花，美化校园。是附近村庄里农民最敬爱的校长。

 

　　1964年，他回到了家乡山观乡。他不计个人得失，甘愿担当小学高年级及初中语文教师，长期当班主任教研组长，任劳任怨地教学。1979年，他办理了退休，经组织落实政策，1983年他办理了离休手续。他快乐而甜蜜地活着。1985年起，他开始写回忆录。2012年春，他写的回忆录终于结束了。

 

　　在漫步的小区边花园河畔，他总是泪水满面，他想道，我本当是烽火时代的革命者，伟大中国创建者中间一员；可以欣慰。但是，他只在大时代浪涛中随意地游泳而已。他感觉亏对于这个宏观蜕变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