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过年乐趣多

 

 

　　跟所有的小孩子一样，我们最高兴的就是过年。“大人望栽田，小孩望过年”“会攒的攒八月，不会攒的攒腊月”。只有到了这时，我们才可以尽情地吃、尽情地玩。

 

　　农历十月底冬月初，家家户户杀年猪，这天我们可以喝一些猪血汤。肉、内脏全部腌成腊味，吊在炕上，这是一年的肉食品，其数量就是财富的象征，贫富之差由此可见。还要炒米花、炒花生，做片片糖、糍粑等等。总之，越是有钱人家，年货越多。如果有件新衣，往往要留到过年穿，只要家境允许，也尽量保证小孩子过年时有新衣穿。

 

　　国人传统，年前大清扫。这几天，不管远近的妇女，背着装得满满当当的背褛，来小溪清洗蚊帐被铺。这时的小溪，热闹非凡。说笑声、棒槌声、搅水声此起彼伏，乐得小溪唱戏一般。为了快干早用，洗完之后，她们将这些庞然大物撒网样的铺在光秃秃的桐树顶上，如同给它罩上一件巨大披风，迎风摇曳，像极了完全撑开的降落伞；远远望去，又似顶顶相挨的帐篷，煞是好看。

 

　　不知是二十九还是年三十煮猪脑壳，有个部位叫核桃肉的特别好吃，我们馋得不睡觉，等着吃。

 

　　除夕团圆饭本是过年中的重头戏，可我的印象是，年复一年年年同，想不起有什么特别之处，看来我这记忆有点怪。

 

　　过年还有很多禁忌，大人交待：不能扫地，不能说不吉利的话，不能骂人，不能打坏东西，诸如此类的N个不能，多得记不清，不知哪位老祖宗规定的。我们，特别是男孩，往往对着干，偏偏要说要做，大人也没辄，过年不能打、不能骂呀。

 

　　“新年到、新年到、家家户户放鞭炮”真是这样。大年初一，到处劈劈啪啪，接连不断。大路小路不时见到“出边底、篮篮鞋、丝光袜子花箍带”的新媳妇，提着竹篮，里装一块人情肉、一包稻草纸包的红糖向娘家走去。父母带着孩子，年轻人成群结队拜“跑跑年”。形形色色的人群，喜气洋洋的去各自的亲友家拜年，整个村庄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

 

　　其中拜“跑跑年”十分有趣：一帮年轻小伙吆喝着拜完一家，坐都不坐赶快离开去另一家。按礼仪，晚辈向长辈拜年是要动真格——双腿下跪的，长辈只需双手作扶起状。而平辈中则要向哥嫂叩头，哥嫂要同样以叩头还礼。

 

　　有一年，我们卓姓的一队人马中不知谁使坏，出馊主意捉弄人。他们去楚庆大叔家给大叔祖母叩头拜年之后，一个紧接着一个地给庆大婶叩头。结果庆大婶招架不住，只得跪地不起，一个劲地磕头还礼，十足的捣蒜样，逗得旁人一个个忍耐不住，掩着嘴偷笑，直累得大婶要人扶着才能站起，而后生们却嘻嘻哈哈地一溜烟跑了,留下笑谈。

 

　　除了互相拜年之外，还有民间自发组织的娱乐活动。

 

　　玩独狮子：如果两个男孩一起，则一个打钗（比锣小很多的打击乐器，是不是叫钗不肯定），一个拿着小狮头，在砰砰砰、砰砰砰声中乱舞一气，然后栽个跟头。叫“讨年粑粑！”主人打发几个糍粑再去另一家。一个小孩玩，则打阵钗再舞狮，非常简单，谁都会玩。

 

　　打三棒鼓：主要难度是将三根棒抛上去不摔在地下。词的开头都这样：架儿三支脚，鼓儿皮面搁……以后视主人身份而填词，总那一些奉承话，完后叫“讨年粑粑”，若不给继续。有一次，就我们几个小孩在家，没有大人同意我们不敢给，结果他俩唱得山穷水尽，再也没词儿了。干脆不唱不敲，光叫“讨年粑粑”。我们不知道怎么办跑掉了，搞不清怎么收场。

 

　　比较高档的当属打花灯、玩大狮子。这些是有钱人专门请的。一个项目一大班人，不是几个糍粑可以打发的。所谓玩大狮子就是舞狮，那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一定武功上不了台，我没看过。打花灯应该就是花鼓戏。两个小男孩分扮旦、丑角，只跳不唱，走路时由大人顶在脖子上。有一年，他们从老屋旁的大路经过，问我们看不看。小孩子当然想，但父母不准。要一笔开销是小事，主要是它“儿童不宜”。解放后在黎家坪幺姑奶奶那里看过一次，谈情说爱的词：姐在呀后园中掐呀掐菜菜呀，哥在树上莲花扭呀扭子梅花四季花儿开呀，打下石子来呀，得呀得……得呀得呀……轻轻梭下来呀。短短几句，把当时年轻人的心态刻画得惟妙惟肖。和醴陵的《思情鬼歌》，长沙的《三毛箭》一样，生动有趣，别有风味。虽然内容确实不符合那时讲究家教的主人口味，但它那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曲调却是独一无二的。此外，还有打莲花落、彩龙船、蚌壳精，真可谓丰富多彩，其乐无穷。

 

　　除了玩，还可以尽情地吃。不管哪家，几乎清一色的腊味食品，腊肉、腊肠、腊豆腐、腊丸子，样样香喷喷。零食不停嘴，年前准备的那些小吃全都摆在桌面招呼客人，尽可随意享用。

 

　　要是天天都过年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