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伯的画缘

　　一幅又一幅充满泥土气息的农民画，芬芳这山、这水、这人……

 

　　三伯靳守恭出生于1939年。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穿着蓝色对襟上衣，蓝裤子，脚上穿着旧平绒鞋。走路不紧不慢，话很少，脸上总挂着微笑。

 

　　听父亲说，三伯六、七岁的时候，经常用黄土圪瘩在地上画各种人物、树木、鸟儿、动物、花朵……有时候把黄土和成泥浆，在光滑的地面或墙上画画。他用黄泥浆捏出麻雀、喜鹊、老鹰的样子，用刀子在青瓦或磨成的正方形土块上雕刻动植物。三伯把一张纸折叠一番，用一把老剪刀就能剪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图案。在十一岁的时候，他瞒着家里人，悄悄买回纸张、墨汁、颜料和毛笔，开始在纸上画画。

 

　　那时，逢年过节每家每户都要贴窗花。贴窗花的时候，先把窗子取下来，撕掉去年的旧窗花，并用刀刃把窗格子表面刮干净，用水清洗。窗户是五行五列的木窗格，都是同等大小的正方形。其中，有十六格要贴窗花，正中间一格贴红纸。剩下的八格是用三角形白纸红纸或白纸绿纸搭配组成的图案。画窗花的时候，首先把一个圆形器物放在裁剪好的正方形白纸的正中间，沿着圆周画一个圆，然后在这个圆内画画。画好之后，等墨汁和水彩干的差不多了，在窗花四边均匀涂上浆糊，贴在窗格子上。贴窗花是有讲究的，从上往下数，第一行和第五行的贴法相同，即这两行的第一格、第三格、第五格贴画的窗花，第二格、第四格贴白纸红纸或白纸绿纸组合的图案。第二行和第四行的贴法相同，就是第一格、第五格贴白纸红纸或白纸绿纸的组合图案，第二、三、四格贴画的窗花。第三行是独立的一行，第三格贴一张正方形红纸，其余四格贴画的窗花。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贴组合图案的时候，第一行、第二行三角形白纸朝上，三角形红纸或绿纸朝下，第四行、第五行刚好相反。当窗花贴完的时候，把窗子重新安在窗框子上。窗子被赋予浓厚的乡土文化气息，充满节日喜庆。当然，还可以用剪纸代替画的窗花。

 

　　正是这小小的窗花，让三伯声名鹊起。正月里，人们走亲戚的时候，看到他画的窗花，无不啧啧赞叹。村里人过春节的时候，都让三伯为他们画窗花，捎带着要几张剪纸，春节因三伯的窗花而多姿多彩。

 

　　三伯画画是受到三伯的舅舅的影响。因为三伯的舅舅擅长国画，二伯、三伯正月里去他家走亲戚的时候，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对画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三伯兄弟五个，我父亲排行老四。我爷爷去世得早，一大家子人的生计重担压在奶奶身上。父亲兄弟五个很团结，也很勤劳。奶奶走地里干活的时候，他们有的推着架子车，有的拿着镰刀。奶奶是缠过足的，“三寸金莲”走路慢，干活也很慢。奶奶带着五个儿子耕种、施肥、除草、收割、打碾、装袋、收仓，一个裹着小脚的女人，在几十亩贫瘠土地上付出了怎样的汗水，心里装满了多少心酸和无奈呀。

 

　　奶奶和她的五个儿子，不仅要面对生活的贫困艰难，还要遭受世人的白眼和挤对。在那个饥荒的年代，粮食就是命根子。奶奶带着五个儿子，比别人多花几倍、几十倍的时间，把地里的粮食一块一块收割，用架子车拉到场里，借着星光，连夜摞成麦垛，在饥饿和极度疲劳中入睡。有一回，天亮了，奶奶一个人到场里去看麦垛。天哪，奶奶吓得叫出了声。一个胡麻垛子，一个小麦垛子，一夜之间不翼而飞。奶奶瘫坐在地上，哭着，哭着……为了安慰奶奶，三伯用黄土圪瘩在地上画麦垛，画了一个又一个。奶奶知道，“画饼充饥”解决不了一家人的吃饭问题呀。唉，她老人家又能怎么样呢。

 

　　时光飞逝，转眼间五个孩子长大成人，并相继成家。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三伯经常被拉出去批斗，每次回来伤痕累累。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画画，从不间断。奶奶劝他好好休息，养好身体要紧，可他却说：“没有啥……妈……画画是我的命根子。”奶奶转过身，一只手扶着墙，泪如雨下。那时候，家口大，人多，日子过得很拮据。三伯每天出去砍柴，回来时汗水湿透衣服。他把一大捆柴火放好，自己舀一勺凉水，慢慢地洗脸，然后给自己舀半碗面糊糊，坐在离奶奶最远的地方。奶奶能不懂自己儿子的心思吗？“三儿，你快点喝，我们都一碗喝光了。你咋半碗面糊糊老是喝不完呢？”奶奶心疼地说。三伯听了，笑着说：“妈，我今儿个咋像饱着呢，这半碗都喝不完。”满屋子只听见一片扑里扑腾喝面糊糊的声音，奶奶双手颤巍巍地端着半碗面糊糊，和着自己的泪水，哽噎着咽了下去。三伯为了让奶奶、兄弟几个多吃一点，他自己经常挨饿。有一次，在队里的瓦窑上提瓦罐时，因为劳累过度，加上饥饿难耐，晕倒在地上。

 

　　1960年，隆德县联财邮电所雇佣三伯做了一名邮电员，因工作需要，三伯各村各庄到处跑，为他的画画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素材。二伯当兵复员，转业到平凉行政公署工作。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文革”开始了，二伯因“政治问题”招致牢狱之灾。父亲经常在村里开拖拉机，技术好，被县农机站的负责人看中，准备让父亲到县农机站工作。五叔读过初中，是当时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的“高材生”，村小学决定聘用五叔为民办教师。三伯即将转为正式邮递员。三伯、父亲、五叔的美梦一夜之间化为泡影。人的命运真的无法预料，有时会发生戏剧性的转折。1980年，三伯调入县文化馆工作，并破格录用正式成为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从此步入了自己梦想的艺术殿堂。

 

　　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三伯没有读过书，为了识字，他参加了在邻村庞庄村举办的识字速成班，并买回一本新华字典，经过勤奋自学，他认识了很多字。后来，他还参加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年画创作学习班。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处女作农民画《风和日丽》在《宁夏艺术》发表后被选入《中国少数民间美术作品展览》，荣获自治区第三次文学艺术作品评奖二等奖，并在全国展出。1975年第2期《宁夏文艺》上，三伯第一次发表了他的年画作品《捷报频传》，表现的主题是平田整地大会战。他先后在全国、省、地刊物上发表了二百多幅国画、版画、年画、漫画、剪纸等作品。三伯的画以农村为背景，以农民为主人公，以农业生产为主题，用浓郁的乡土题材，给六盘山打造了一张亮丽的名片。三伯创作的年画《姐妹们》荣获自治区第四次文学艺术作品奖;农民画《农家乐》获自治区书画院优秀作品奖;国画《官斋运壁》获“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书画展”优秀奖；自治区首届全区“广夏杯”群众文化岗位技能大赛中，国画《麻织图》荣获金奖……

 

　　在这里，我仅对三伯的一幅农民画《编筐》做一个粗浅的叙述。画面最左边是摞成几层的成品背篓，后面是扎成捆的竹篾，上面贴着四张正方形红纸，用黄颜色写着四个字：勤劳致富。画面右边是几十个编好的竹篮子。背篓、篮子、竹篾都是用橙黄着色，淡绿色或淡蓝色勾线。中间位置有五个人，一位秃顶老爷爷在最前面，穿着黑色上衣、蓝裤子、黑布鞋，嘴里叼着旱烟锅，坐在一捆竹篾上，正在专心致志地编竹篮子。老人的左边是他的儿子，戴着蓝帽子，穿着红背心、黑裤子、蓝布鞋，坐在红色的小木凳上，左手按着背篓，右手拿着一把工具刀，做着最后的修理工作。他面带微笑，看着正在编篮子的父亲。老人的身后站着儿媳妇，红上衣，草绿色裤子，系着天蓝色围裙，抱着一个红头绳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自然是老人的孙女了。儿媳妇目不转睛地望着旁边的丈夫，小女孩却伸开双手，挣着扑向站在门口的奶奶。这是一幅反映农民勤劳致富的作品，更是一曲其乐融融的家庭欢歌。

 

　　三伯在县文化馆工作的时候，不仅醉心于自己的美术创作，更热心于全县农民画的组织、协调、培养工作。农民画是通俗画的一种，风格奇特，手法夸张，因此有“东方毕加索”的美誉，其范围包括农民自印的纸马、门画、神像以及在炕头、灶头、房屋山墙和檐角绘制的吉祥图画。三伯形象地说：“农民画就好比一瓶酒，辅导的人负责把酒瓶盖盖打开就行了。”

 

　　在三伯的组织和辅导下，隆德县农民画创作硕果累累。农村妇女王玉秀创作出了独具一格的农民画《马社火》，在北京展出时，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认可。《马社火》于1984年漂洋过海远赴北欧三国展出，后来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二伯创作的农民画《瓜甜》荣获全国农民画展二等奖，在《人民日报》发表后选入《中国农民画选》。我父亲创作的农民画《副业》荣获自治区首届农民画大赛二等奖，并在全国展出。二伯和我父亲的作品同时获得文化部奖励，于一九八三年赴北京领奖。隆德县的农民画除在《宁夏画报》、《宁夏日报》等六家宁夏报刊发表外，《人民日报》、《中国农民画选》上都有一定数量的作品发表。三伯的艺术成就和辅导农民画的事迹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1987年至1989年，三伯先后被文化部授予“现代民间美术开拓者”、“中国民间美术开拓者”、全国“民间现代绘画优秀辅导员”称号。1991年隆德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成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个画乡县，并与吉林丰东、上海宝田、陕西户县被称为“全国四大农民画乡”。

 

　　三伯在生活中更是以孝敬老人而出名。三伯调到县文化馆的时候，他四十一岁，奶奶已经七十五岁了。家里距离县城十五公里，为了照顾奶奶，三伯每天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回家，第二天早晨又骑着自行车上班。无论春夏秋冬，无论风雨寒霜。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到退休。

 

　　我记得每年奶奶的生日快要到的前两天，五家人聚集到三伯家，召开临时会议，商量有关事宜。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奶奶的生日从未落下过一次。母亲最拿手的是煎油饼，大婶擀长寿面，二婶蒸馍馍，三婶炒热菜，五婶拌凉菜。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脸上的皱纹就像盛开的莲花一样。三伯就更不必说了。

 

　　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八十七岁的奶奶走完了她老人家的一生，走了——撇下我们，永远的走了。整个家族被泪水淹没，悲伤长时间笼罩在我们心头。从此，每逢奶奶的生日的那一天，三伯泪落如雨。有时候，走亲戚的时候，看到年龄大的老人，三伯就想起奶奶，常常哭得吃不下饭。

 

　　三伯对兄弟几个都非常照顾。即使一月领七块钱工资的时候，三伯会给我们每家一块钱。当我高考落榜的时候，三伯鼓励我补习。我住在县文化馆，三伯每天给我做饭。有时忙了，他需要回去。临走的时候，给我把面擀好，水烧开。他给我留下一张纸条，叮嘱我自己下面。放学回来，每次我看到纸条，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一九九四年，我如愿以偿，被固原师专政史系录取。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泪水夺眶而出。

 

　　三伯兄弟五个都很勤劳，他们无师自通地掌握了多种生存技能。比如说三伯，在种庄稼的同时，还会画画、剪纸、篆刻、泥塑，做各种手工艺品。我父亲没有念过书，却能够识文断字；他没有学过书法，却能够书写对联；他没有学过绘画，却能够画出内容丰富的农民画，还赴京领奖；他没学过木匠，却能够用墨斗和斧锯加工拙朴的家具；他没有学过剪纸，却能够用一把老剪刀随意剪出生动的十二生肖；他没学过建筑，却照样能够砌墙修房。二伯、五叔都会画画、扎灯笼、做木活。他们不仅是种庄稼的好手，还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艺术家。父辈们的艺术细胞来源于黄土地的泥香浸润，来源于坎坷的人生磨砺，来源于隆德这个千年古县的滋润和养育。

 

　　隆德人在沉默中努力地创造文化的绚丽，默默地行进在小康的路上。常听人说“固原地区，数隆德人最老实”，因为隆德人大多为人处事谦虚谨慎，低调而不张扬。正是凭着自己“老实”的隆德人，把隆德县建设成了“全国梯田模范县”、“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中国书法之乡”……正是在这样的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隆德人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性格，也诞生了许许多多像三伯一样朴素的农民艺术家。

 

　　命运捉弄人的时候，从来不打招呼。2011年三伯去青岛看望一位老朋友，在宾馆摔倒，竟造成偏瘫，生活无法自理。堂哥、堂嫂在无微不至地照料着三伯的生活。周末回家，我都要去看望三伯。他要么躺在床上，要么坐在轮椅上。

 

　　“我到现在最放不下舍不得的就是画画……”这是三伯躺在床上经常念叨的一句话。

 

　　“三伯，愿你早日康复，重新拿起画笔，再续画缘……”无论是阳光明媚的白天，还是满天星斗的夜晚，我一遍又一遍默默地祈祷。

 

　　饱受病魔折磨的三伯，于2023年3月离我们而去。

 

　　三伯走了。他的作品，他的精神，永远定格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