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再让着弟弟

　　我八岁那年，拥有过一盒十二色的油画棒。最珍爱的，是那支向阳花般的明黄色，饱满得像要滴下阳光。我用它画过许多东西：屋顶上晒太阳的猫，妈妈新买的裙子，幻想中通往云端的阶梯。可那支黄色用得极省，总是最短的彩色最先消失，黄色却始终保持着近乎完整的长度，像一个羞涩的秘密。

 

　　直到那个下午，表弟来家里玩，发现了我的宝藏。他挥舞着那支黄色，在雪白的墙壁上画下歪扭的太阳，在崭新的茶几上涂抹怪异的圈圈。我尖叫着冲上去抢夺，我们扭打在一起，像两只愤怒的幼兽。最终，油画棒“啪”地一声断成两截，那抹明黄碎在地上，如同我瞬间崩塌的世界。我嚎啕大哭，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也被一并折断了。妈妈闻声赶来，她只是叹了口气，收拾了残局，轻描淡写地对表弟说：“下次不可以这样了。”对我，她说：“你是姐姐，要让着弟弟。”

 

　　“要让着弟弟”，比断掉的油画棒更让我疼痛。我不该愤怒吗？我的珍视是无足轻重的吗？忍让弟弟的霸道才是唯一重要？。那种无处申诉的委屈，像一团湿透的棉花，堵在胸口，许多年都未曾风干。后来我学了两个字，叫“物权”。当年那个哭泣的小女孩，她模糊抗争的，正是一种被粗暴侵犯的所有权。我的愤怒并非无理取闹，我的眼泪值得被郑重对待。一个孩子的物权，与一个成年人的房产证，在法律的尺度下，拥有同等的尊严。

 

　　再长大些，班里有个叫小静的女生，总是沉默地坐在角落。总有几个同学，以取笑她不合身的衣服、略带口音的发音为乐。琦绰号，笑声像针尖一样刺人。我多想站出来，却害怕成为下一个被孤立的目标，最终只是懦弱地低下头，用沉默参与了这场无声的暴力。很多年后，我才懂得一个词——“校园欺凌”。法律条文告诉我，那些看似“淘气”的举动，是对人格尊严的践踏；而我当时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欺凌者的纵容。

 

　　法律像一株蒲公英，飘进我们生活的土壤，告诉我们边界不容侵犯，那叫“身体自主权”；它规定我们必须坐在教室里，那叫“受教育权”；它甚至细致地划分了年龄，告诉我们何时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上完全的责任。这些规则，起初是束缚，是“不可以”和“必须做”。但渐渐地，我发现，正是这些看似坚硬的边框，框定了最广阔的自由。

 

　　如今，我回望那条从童年延伸而来的路，才看清那些曾经让我困惑、委屈或愤怒的瞬间，都曾被一束光悄然照亮。童心向阳而生，需要的不仅是雨露和阳光，更需要一方坚不可摧的土壤。这土壤，由规则铸造，由权利滋养，由正义守望。

 

　　法律，就是那托举着我们、让我们能真正向着太阳自由生长的，最深沉的大地。我相信，日渐成熟的我，会慢慢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