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言”可倡，“设柜”宜慎

　　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一次在安徽，特地设置了一个专柜，接收当地百姓对地方官员的不具名评议。所收禀告，亲自阅览。动机本为“求言”，结果却出其所料——一些人借机挟私栽赃，告讦之风大起，搞得人心惶惶。

 

　　如之奈何？有人向一位老讼师问计。老讼师说：放心吧，不超过三天，一定让他将专柜自己撤掉。果然，才第二天，这专柜竟然真的不见踪影。如此奏效，老讼师所用“妙招”，说来却非常简单：他编造一些似有若无，让人一头雾水的桥段，写成多份“检举”材料，刀笔所向，直指总督大人本尊。曾大人哭笑不得，遂以撤了专柜，为此事画了一个不完满的句号。

 

　　对于曾国藩撤掉专柜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对他的“揭发”，内容太过生猛，不仅说他弟弟曾国荃打下吉安后，按照他的授意，偷运了两万多两银子回老家置办田产房舍，更说他私通太平军，有不臣之心。曾国藩被吓得心惊肉跳，赶忙撤“专柜”以求自安。

 

　　我的疑惑是，这种专柜的奥秘，在于设柜者和投柜者是单线对接，如果愿意，曾国藩可以独揽阅读和处理柜中信息的大权，他会有那么害怕吗？我宁愿相信另一种说法，即曾大人由此看出了此举的弊端，悟而知过，知过即改。所以，撤掉了专柜。对于曾国藩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史学界不乏争议，但有一点可成共识，即作为晚清名臣，他位高权重，却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具有较强的自省精神。《水窗春呓》所载上述这则关于他“设柜求言”的轶事，或可为一证。

 

　　其实，以“专柜”搜集自己所希望得到的信息，曾国藩此举并不具有“原创性”。这“专柜”的发明者，是唐垂拱年间的鱼保家。鱼氏为了讨好武则天，设计了一个用于“下意上达”的铜匦，其内部分作“延恩”、“伸冤”、“招谏”、“通玄”四格，分别接受内容不同的文书信函。武则天受到鱼保家的此项上奏，赞赏不已，即着工部安排铸造。铜匦造好投入使用，武则天广布天下，号召动员。一时间，全国各地“进言献策”者成群结队，纷纷涌入京师，向铜匦投递奏表。武则天于“进言献策”中，得到了自己所想得到的东西。一大批官吏莫名其妙地被罢免，甚至脑袋搬家，而一大批人则因为“进言”有功而受到赏赐，加官进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发明铜匦而风光一时的鱼保家，因为一封投入铜匦的举报信，被女皇赐了个腰斩。这封举报信扒出他的一段前尘往事，说他曾为起兵造反的李敬业设计制造过兵器。

 

　　诚然，上级官员对于其下属的为政之德及为政之绩的了解，不能仅凭一己之印象，当疏通言路，倾听最有发言权的底层民众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说，设立了类似于“意见箱”或“市长信箱”之类的“铜匦”或“专柜”，并不为错。问题是，当对“专柜”的使用缺少必要的管理与监督机制，“专柜”成为“专属”，成为权力操控的游戏，告密、攻讦等私货便会乘虚而入，从而导致人们因为互相猜忌而失去信任，因为互相防范而勾心斗角。显然，这既为文明社会所不取，亦为文明社会所不齿。所以，“求言”可倡，“设柜”宜慎。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知错即改，没有觉得专柜设了又撤，丢了自己的面子，也没有因为别人的“揭发”而恼羞成怒，甚或动用手中权力，追查污其清名的“嫌疑人”。这是一种胸襟与气度。当然，曾国藩虽位高权重，但毕竟只是重“臣”，倘若也有了武后那样的杀伐决断之权，那还有人敢耍老讼师这样的小聪明吗？即便有，曾大人对其处理的态度，估计也不会如此平和温婉了。

（原载《杂文月刊》2022年12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