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比做“女人”更重要

　　《红楼梦》里宝玉如是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纵观《红楼梦》，宝玉说的确为事实。在男尊女卑的世界里，说出这事实殊为不易。贬义词里很多都有女字旁，譬如“奸”“婪”“嫉妒”。但男人就没有奸诈、贪婪、嫉妒的么？

 

　　毋庸置疑，《红楼梦》塑造了不凡的女性群像。她们不是处于男性凝视之下的女性，不是作为男性臂助甚或男性附属品被讲述。她们的迷人之处，源于她们自身。窃以为，做“人”比做“女人”更重要。把“人”做好了是根本，做不做传统话语里的“女人”，只是个人选择。

 

　　黛玉：灵魂在路上

 

　　幼年丧弟、童年丧母、少年丧父的黛玉，内心悲戚缠绵，外表却幽默风趣，盖因她善于以艺术、知识来化解人生苦难。而她的知识、艺术无疑来源于她“咏絮才”的天赋与“无赖诗魔昏晓侵”的执着。

 

　　黛玉五岁就开始读《四书》，接受的是男子式教育。“窗下案上设着笔砚”，“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她的闺房如同读书公子书房一般，堪称清代学者黄了翁点评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渔家傲·记梦》时所说的“浑成大雅，无一毫脂粉气”。她曾希望“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恰如李清照“此花不与群花比”“自是花中第一流”“画栏开处冠中秋”的绝不屈于人后的秉性。果然，真正的少女心事是不甘雌伏的夙愿。她能写“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这般风流别致的诗句，亦能写“尸居余气杨公幕，岂得羁縻女丈夫”这般金石铿锵的诗句；她能写“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这样的讽喻之诗，亦能写“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这样的颂圣之诗。

 

　　黛玉有林如海的探花基因，有贾敏的贵族底蕴，有一流的文学才华，有不凡的政治素养，常人不能及。但平凡如你我，亦要深悉：读书何尝不是清寒家庭出身之人缩短与他人距离的最佳路径呢？社会以它的节奏一骑绝尘，清寒家庭出身之人能做的，即是以书为粮，以梦为马，紧紧跟随。而当书中的见识能为人所用，不论是气度胸襟还是才干能力，人都将不可同日而语。

 

　　做“人”比做“女人”更重要。做“人”，且从读书始。如黛玉般，灵魂在路上。

 

　　宝琴：身体在路上

 

　　第四十九回，宝琴“又见林黛玉是个出类拔萃的，便更与黛玉亲敬异常”，可见黛玉的人格魅力不可小觑。而若说黛玉的人格魅力源于“读万卷书”，那么宝琴的人格魅力就源于“行万里路”了。宝琴游历天下的眼界，一言以蔽之，即宝琴所吟咏的“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

 

　　宝琴是个见多识广到人见人夸的女子。薛姨妈如是介绍宝琴：“他从小儿见的世面倒多，跟他父母四山五岳都走遍了。他父亲是好乐的，各处因有买卖，带着家眷，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往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女子几乎是囿于深宅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知春色如许的。而宝琴却很幸运，她可以跟随父亲“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往那一省逛半年”，观赏沿途风景，感受各地风俗。虽然黛玉进贾府时从扬州到京都，林如海病重时又回扬州而后重返京都，沿途亦可领略风景，增长见识，但黛玉的博古通今主要还是得益于读书，而宝琴的广见洽闻才主要得益于旅行。

 

　　若说品鉴黛玉的《五美吟》，就可见黛玉是个见识高远的女丈夫；那么吟哦宝琴的《怀古十绝句》，就可见宝琴是个视野开阔的壮游女。由于跟随父亲走南闯北，宝琴眼前见天下无一不是良辰美景，无一不是赏心乐事，其所见所闻比一般闺阁女子广泛开阔，故而她的所思所想也就颇为通透明澈。

 

　　做“人”比做“女人”更重要。勿囿于昼夜和厨房，要勇于追求诗和远方。如宝琴般，身体在路上。

 

　　探春：志当存高远

 

　　探春的住所是阔朗的秋爽斋。自刘禹锡的“我言秋日胜春朝”出世后，秋天开始一反往常的寂寥荒凉，横生出一股爽朗气派来，深契探春“才自精明志自高”的形象。

 

　　探春有大家闺秀的自重和自强：不在其位时，平和恬淡，沉浸在自己的性灵世界里自得其乐，铿锵有力地来一句“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将自己不满儒家女德、意欲与男子抗衡的心境表露无遗，然后建立诗社，与诗词为友；在其位时，也不像宝玉一般将权利功名看做腐蚀性情的虚伪之物，而是能用实权做实事，亲力亲为推进大观园体制改革，深具儒家齐家思想。探春总是能将这其中分寸掌握得极好，她不愿意忍把浮名，换了贪玩。她是英气的、大气的，不比迎春懦弱，不似惜春孤僻。她享受着千金小姐的生活水准，也能承担起大家闺秀的责任，且立志与世界一一过招，成就一番大事业。

 

　　探春的志高在众少女中十分突出，汪洋恣肆，纵横捭阖，将那须眉男儿都弹压下去了。“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探春超越了个人情感层面的细小纠缠，显得高远爽利。探春的卓越之处警醒着新时代女性：女性的魅力绝非等待被男人爱的空虚无聊的性魅力，而是在不甘雌伏、渴慕雄飞的做事过程中不自觉地溢出的人格魅力。探卿甚美。为梦想跋涉的女子最美。

 

　　做“人”比做“女人”更重要。即使出身寒微，即使荆棘丛生，也要向探春看齐，志当存高远。

 

　　湘云：友情价更高

 

　　《氓》里有“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警句，湘云似乎深谙此道，“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

 

　　湘云对宝玉定然有过朦胧的情愫，但她和黛玉更是惺惺相惜的知心、知己、知音之友。前30回里，黛玉情窦初开，自顾自地试探宝玉真心，以致于湘云在友情上失意了。“情场失意”并非恋情领域的专利，强烈的友情落寞感也会让人生出那种君心不似我心的失意。又兼宝钗有意无意的拉拢，使湘云渐渐尊钗贬黛。但在亲近宝钗的日子里，她与黛玉仍时时步调一致：一同给去取红梅的宝玉斟酒，一同斟酒齐贺咏红梅花的宝琴，一同“天天捉弄”宝钗……而这些步调一致的趣事，恰是发生于黛玉已对宝玉放心的30回之后，同样对友情视如珍宝的黛玉在主动修复与湘云的关系。最后，湘云也深悉，与她的精神气质和审美趣味最相似的，当属黛玉。她的“寒塘渡鹤影”和黛玉的“冷月葬花魂”是她们生命中最后的惺惺相惜。

 

　　从最初“仍往黛玉房中安歇”的相伴如饴，到貌似不和但又不自觉地步调一致、配合默契，再到找回初心后手挽着手在湖边联诗和互诉衷肠、彼此劝慰乃至“闹林姑娘半夜去罢”。湘云“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但将友爱情缘铭刻于心。窃以为，“爱情”二字，本不该被两性之恋独占。亲人、友人、师生等等之间，皆有“爱”与“情”。莫说古代，即使如今，性缘依然在霸凌着其他“爱”与“情”。但恰如苏青所言的“叨在同性”，女性之间的体恤、共情、义气和真诚是很多两性关系不能匹敌的。

 

　　做“人”比做“女人”更重要。与其如李碧华所言的“只恨女子由来心眼浅，平白便点缀了众生，抬举了男生”，不如向湘云看齐，友情价更高。

 

　　宝钗：敢向旧规问

 

　　宝钗言行上恪守礼教，精神上却反叛世俗。她的柳絮词颇能托物言志：“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不要外界的嘈杂，无须既定的世俗；“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自己是自己的，在所谓既定的轨道前，唯有真正执著于内心的人方不枉此生……

 

　　关于不婚，吕碧城如是说：“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有失机缘。幸而手边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耳。”诚然，有人以为婚姻是人生必须如此的追求，但在民国才女吕碧城和外儒内道的宝钗那里，从来不是。宝钗的断舍离已然达到了巅峰，她的精神是独立的。她强大的精神世界使她得以抛开世俗的羁绊，成全自己自由而独立的灵魂。所以，她可以坦荡磊落地放下不属于自己的金玉良缘，并与黛玉成为“互剖金兰语”的姐妹。

 

　　而很多女子的婚姻其实是“托付终身”观念的牺牲品。“托付终身”这种说法，细思极恐，就好似女子是一件物品，要找一个结实的匣子装起来，保管好，委实是物化女性了。“男婚女嫁”的习俗亦然。倘若真的男女平等，那么与“入赘男”“上门女婿”对应的，是“入赘女”“上门媳妇”；男人需要买房，女人亦然；婚姻当是男女双方各自从原生家庭走出来组建一个小家庭，而非女方走出原生家庭嫁进男方家庭；过年亦当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而非以“婆家”“娘家”之名行束缚女性之实……鲁迅有言：“从来如此，便对么？”宝钗敢于质疑传统，发出“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渴望挣脱束缚的呐喊，发人深省。

 

　　做“人”比做“女人”更重要。可惜，有太多女子早早就失去了做人的权利。愿我们，如宝钗般，敢向旧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