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支书日记>序

  我和本书作者是从军时的战友，某种意义上说，这部日记的产生，和我还有关系。　　

  王秉钧当兵在上海。我去过他们团的驻地，团部在川沙县城，连队的营房散落在芦苇摇曳的海堤下面。不过那一切——包括寂寥的田野、灰黄的滩涂、军人和百姓共同经历过的贫乏的生活，都似乎在一夜间消失了。那里现在是浦东新区的一部分，楼宇相望，大路纵横，海风中飘荡着“万国乡音”。　　

  王秉钧没有留在大都会上海。他来自农村，他回到了苏北。在我当年的印象中，王秉钧性情温和，不紧不慢，不逐不争。或许正因如此，人们通常所说的命运的“机遇”对他总是姗姗来迟。　　

  1975年，他24岁时的时候，才开始接触文学。我们当时在组织创作一本关于红军长征的纪实文学，他是这个创作学习班的“插班生”，在一班毛头小伙子里，显得“年长”。他寡言少语，偶尔憨厚地一笑，又埋头读书。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文字里有点淡淡的幽默，例如在《旗满会宁》一篇中，他能把一群就要被赶去犒劳红军的绵羊写得活灵活现，甚至还出现了羊儿的心理活动。这个学习班里的人，有的后来当了作家、记者或领导干部。王秉钧没赶上“机遇”。1976年，他作为连队文书，参与建了一个很出色的连队图书室，上级机关总结推广这个图书室的“先进经验”，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还批示要在他们连队召开现场会。可是时隔不久，“四人帮”被打倒了，这样一来，图书室的“经验”也似乎有了问题。但值得庆幸的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上级终于重申：战士读书无错，是“四人帮”借读书另搞一套。于是《解放军报》又介绍了王秉钧连队的读书经验。一个小小连队图书室和一个普通战士，在“政治年代”，其命运都如风中微尘。如此一来二去，王秉钧“提干”的“机遇”错过了。　　

  超过“提干”年龄的王秉钧当上了一名志愿兵（现在叫专业军士）以士兵之名行军官之实，代理团政治处的教育干事，后又代理新闻干事，在上海《解放日报》和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上刊登过新闻稿。这种情形当然也不能持久，因为军队毕竟没有写文章的“专业军士”一职。上海的部队是为“保留文艺骨干”而让王秉钧占用了一个不知是驾驶员还是炊事员的志愿兵位置。1984年，他转业回乡。　　

  王秉钧的志愿兵身份，可以使他吃“商品粮”，在城镇落户当工人。不过，上级主管部门很快就从他的档案里发现了他的“写作经历”，于是被“借”到县供销总社工作。那些年我与他失去了联系，等到1994年他到北京看我时，他已是县供销总社的办公室主任了。人还是敦厚的老样子，只是鼻梁上多了一副眼镜。他送给我一本几年中写的报告文学和散文的集子，言谈中对写作的兴趣和向往还是恍然如昨。　　

  “我可能要下去挂职锻炼，”在我家吃饭时他说，“到村里当支书。”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我随口说：  “你能不能每天写一篇日记呢？”　　

  “可以的，”他说，“试试看。”　　

  这的确是一个即兴而出的建议。我没有想到，整整一年之后，王秉钧打电话给我说，已经结束了在村里当支部书记的工作，你要我写的东西，写了。　　

  他真的写了一年，写出了这本《村支书日记》。我不能不慨叹，慨叹这种做人的态度，那样重视老朋友的一个建议，也那样的“重承诺”，点头的事便埋头去做。而更令人慨叹的还是这日记本身，我要说，在中国的出版物中，这本书是一个“惟一”。他是惟一的一本农村底层官员的工作实录，也是惟一的一本对一个村庄一年实况的连续记录。如果称它“文学”，它更是纪实文学中惟一的一本出自实际工作者之手的日记体亲历式报告。　　

  我们有许多农村问题研究者，有许多关于当代农村问题研究的精辟深刻的论著。但是，和大量高屋建瓴的宏观分析相比，个例的“病理切片”和细胞的显微观察却是弱项。这就是为什么　费孝通　先生在20世纪上半叶作的“江村经济调查”，能领风骚长达半个世纪，至今令人难以望其项背。村是中国农村最底层的台阶；支部是中共领导体系中最微小的细胞，村支书由此成为政权和农民之间最实质性的结合部。王秉钧下放到村，在支书任上涉暑穿寒，定点观察，留下了365个日日夜夜不间断的“长镜头”。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可能重复、琐屑、平淡……但人为的提炼、升华、剪裁却因此而最少。难怪当我将这本日记的书稿送给有关学者看时，立即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在众多的关于中国农村的论说中没有这样的实证，它提供了最底层的官员与农民关系的实况，提供了当代中国一个“村”的真相。　　

  我个人有浓厚的历史兴趣，在我搜集的历史书籍中，有一部分我所偏爱的，不是史学著作，更不是历史题材文学作品而是我眼中的“历史原件”：个人的日记，政府的档案，司法卷宗，旧报旧刊，以及一时一地的风俗、气候、物价资料等等。我发现，有时候，某些史学成见的偏颇，其根源就在于掌握原始材料的阙失、粗疏甚或严重的误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看重王秉钧的日记。我认为它是一部宝贵的史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价值会与日俱增。写20世纪中国乡村史的人，不能无视它的存在。我希望这样一本日记的出版，不仅能为提炼有术的史家提供珍贵的矿石，更能对史学之风有一定的影响，让我们更无窒碍、更无扭曲地面对有声有色的历史。王秉钧去当支书，在当支书时写下一部日记，这事实本身也带有这个时代的特色——公众的普遍的文化水准，使更诚实地记录历史成为可能。　　

  最后，我稍稍谈及文学。王秉钧的日记有点“文学化”，这是一些朋友读后的印象。但如果了解了王秉钧的个人经历，和他对文学的眷恋，那么他的日记有点当年“创作学习班”的文学味，是可以理解的。作为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它的水准，评论家们自可评说。我在纪实文学上有自己的偏爱，喜欢《围困记事》、《最长的一天》那样的充满第一手材料的作品。由此出发，我也赞赏《村支书日记》。它不“伪”，不“撑”，不“端”。它有文学最需要、在当今正缺乏的东西：从血管里流出来的血。　　

  王秉钧写出了《村支书日记》，这个性格内向沉稳的人，在他45岁的时候抓住了一次“机遇”。这“机遇”很小，也很大。最重要的是，只有他一个人抓住了它。　　

我为我的战友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