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旅游与嘉峪关访故（七、八）

七、

 

　　凌晨四点多钟，我们在嘉峪关车站下了车，这个时间在北京应该是黎明了，但这里与北京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差，因此天还没亮。记忆中的嘉峪关车站已经荡然无存，五十多年前这个车站叫北大河站，只有寥寥几间站房伫立在祁连山脚下的戈壁滩上，是酒钢唤醒了沉睡千年的戈壁滩，经过数万人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如今这里已经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地级市。车站的规模很大，站前广场也很开阔，相当气派。不过与沿海地区地级市的车站相比，仍然显得小了一些。黎明前的车站上空空荡荡的，从我们这趟从重庆过来的列车上也只下了不多的几个人，广场上有几辆等客的的士，的哥们大都在车里打瞌睡。我从公交车的路牌上看到，首班车要到七点钟以后，就想找个旅店先住下来。这时过来一位的哥问我去不去市里。在我的印象中市中心离这里有很远的一段路，记得曾在戈壁滩上步行过一个多小时，才从车站走到当时叫“四公司”的酒钢福利处，那里应该是现在的市中心。可那位揽客的的哥却说离这儿不远，上车一会儿就到，只要起步价七块钱。我们上了他的车，发现原先尘土飞扬的戈壁滩上的砂石路变成了宽阔整洁的城市大道，原来当初的“四公司”已经和“北大河”车站连到一起了。我便请他帮我们找一家便宜一点的宾馆，价位在一百元左右的。他带着我们在市区转了几家宾馆，价格都在一百五十元上下。后来他用电话联系到一家宾馆，把我们送了过去。给了他十块钱车费，他很满足。

 

　　那家宾馆叫华电宾馆，是市供电局开办的，像是国企，也不像是私人承包的。刚被叫醒的前台服务员为我们办了登记手续，标间每天一百元，还免去了六点钟前一个多小时应该另收的费用。这家宾馆很正规，房间的面积要比在北京住的大一倍，算得上是正宗的“标”间。我们洗了个热水澡，打算先睡一觉再说。醒来时，阳光已经从窗帘缝中钻进了房间，外面的天气很好，感觉到这里的气温比北京凉爽得多。我们在街边的排档上吃了些早点，就沿着宾馆前面的大道往南走。这条大道叫新华北路，宾馆的位置就在新华北路与长城西路的路口。初看，这座城市的格局也和东部的城市没有多少区别，但很快就能发现也有明显不同的地方，在公路行车道与人行道之间有一条浅沟，行道树就栽在沟里。这里几乎常年不下雨，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能蓄留一点人工补给的水。

 

　　新华路是这个城市的一条南北向的主干道，在地图上可以看到这条路上有两处熟悉的地名，就是“五一俱乐部”和“百货大楼”，我们往南走了不远，就在雄关西路的转角处找到了当年的百货大楼，这个当年最大的商业中心，可能已经停业多年，但这座第一批建起来的三层楼还原封不动地伫立在那里，在紧闭的着大门上面，竖行排列着的“百货大楼”四个大字，一看就知道还是五十多年前的“原装货”。记得我与老伴结婚的前几天，曾在楼上买过几件衣服的布料。如今，我们已临近古稀，物是人非，怎不叫人感慨万千。过了十字街，我又向路上的一个老人打听：原来这儿有个“五一俱乐部”还在不在？他指着路对面告诉我：那个五一商场就是原来的五一俱乐部。我们走进去一看，那个原来能容纳上千人开会、看戏的礼堂已经面目全非，里面已经改成了一个大型的小商品市场。记得离这个十字街不远还有一个熟悉的地方，就是酒钢医院，找到那里时，发现医院的规模已经比当初扩大了几倍。曾记得，我的一个来自河南的工友因为得了伤寒在那里住院，我去看过几次，那时才刚建成了孤零零的一幢楼。那个工友每次都要我瞒着医生偷几个馒头给他吃，那时对伤寒病人好像是实行的饥饿疗法，说是绝对不能乱吃东西，因而我不曾敢满足他的要求。

 

　　中午，我们在一家不大的饭店里吃了顿比较丰盛的午餐，点了一碗梅干菜烧肉，又炒了两个菜，两个人还喝了一瓶啤酒。菜的味道很好，特别是那碗梅干菜烧肉，味道很正宗，厨师显然是个南方人。价格也不贵，才花了三十几块钱。饭后在一个小食杂店里买了盒“利群”烟，烟是杭州生产的，卖烟的那个老太是我们江苏的老乡，这个城市的居民来自全国各地，本地人所占的比例反而很小。

 

　　下午打算去寻访我曾在那里工作过二年多的水泥厂。看到有一路公交车是从火车站至峪泉镇，顾名思义，可能是原来我们落户的加峪关公社已经更名为峪泉镇。公交车上人不多，我们在郊区的半路上下了车，估计当年的那家水泥厂离这儿不会太远。下车后才发现，这里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在原来的戈壁滩上，分布着许多后来建成的厂房，向人打听时也没人知道原来的酒钢一公司水泥厂在什么地方，说这里有好几家水泥厂。前几年我在网上曾结交了一位加峪关的网友，网名叫做主人生，是一位货车司机，他在与我聊天时告诉我，说那家水泥厂还在，就是已经转给地方上经营了。可能我们现在是找错了地方。

 

　　后来，我们又乘车去了峪泉镇，果然不出所料，峪泉镇就是原来的嘉峪关公社，原来的嘉峪关大队现在叫嘉峪关村。那里的变化太大了，几乎找不到原来的一点痕迹。从路边的指示牌上得知，那里是甘肃省新农村示范点。镇区有一条不长的大街，临街的两边大都是两层小楼和商铺。街后面有一座大楼，像是镇政府的办公楼。当地农民原来的院子已经全部拆掉了，代之是一排排整齐的居民房，村道也都是整洁的沥青路。路的两边各有一条水渠，水渠旁边是一排三四米宽的菜地，菜地里面就是统一格式的居民房，每户人家的门前都有一条穿过菜地的通道与村道相连。水渠里没有水，可能是隔一段时间放一回水，否则那菜地里的菜是长不起来的。这里原来就是公社的驻地，也是嘉峪关大队的驻地。记得原来嘉峪关大队有七个生产队，其中的一队离这里较远，在兰新公路边上，靠近我工作过的水泥厂，最靠近这里的是七队，我们住的五队好像离这儿最远，在东北方向。我每天到水泥厂上班时都要从这里经过，有时是白天，有时是午夜。现在的居民房也是按原来的顺序排列的，我家原来住的五队（也就是现在的五组）估计离这儿还不近，只好等明天再来寻访了。

 

　　在附近不远的地方就是原先破败不堪的嘉峪关古城楼，如今那里已经成为一处远近闻名的旅游景点。听说旺季的门票是每人一百元。也许是因为时间不早了，景区的大门口已经看不见游人。这里唯一没变化的就剩下这座在荒漠上伫立了六百多年的天下第一雄关了。我们计划明天化一个上午的时间进去作一次故地重游。正准备乘车回市里时，发现有一个大院好像是在原来公社粮管所的位置上，院子里也有些房子像是粮管所的旧房子，进去一问，果然是。院子里开了个杂货店，我向店主打听，问他是否认得五组有个叫余振海的人，他说他不认识，他虽是本地人，但不是这个村的。余振海是我们当年房东家的儿子，当时只比大我只两三岁，应该还在。他的父母比我母亲还要大几岁，大概早就作古了。无论如何，这次我都要找到这家房东。

 

　　第二天我们早早地来到了城楼门口的售票处。因为是淡季，门票是每人八十元，六十周岁以上的老人，凭身份证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上午的游客可不少，从几辆外地来的旅游大巴上下来了许多人，举着小旗的导游把成沓的百元大钞向售票窗里塞。我们先在景点的大门前，以远处的城楼为背景留了个合影，算来今年是我们的金婚，原本计划在合影上题上“五十年风雨同舟，半世纪相濡以沫”的两句词，后来觉得像是有点儿附庸风雅，就改题了“风雨五十年，弹指一挥间”。

 

　　走进了景区的大门，发现从这里到关城的东闸门还一段较长的距离，同时还看到城楼的小山脚下在原来冒着泉水的地方已经修建了一个不大的人工湖。千百年来，这眼泉水滋润了一个加峪关村，以前听说过关于它的故事，说是一个打了胜仗的将军，为了让他的众多将士都能喝到皇帝奖赏的一坛酒，就把那坛酒倒在泉眼旁边的水里，自此酒泉县因此得名（酒泉原名肃州）。可以想象得出，建造这个人工湖的创意就是想把日夜流淌着的泉水蓄存起来，营造一个塞北江南的氛围。可惜事与愿违，听人说，后来从那眼泉里冒出来的水越来越少，不得不从外面引水过来养活这个人工湖。现在湖里已经干得见了底，长着一丛丛上年生的已经干枯了的蒿草。外城楼的东大门叫东闸门，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上面有“天下雄关”四个大字，门两边的外城墙是用夹着砂石的黄土筑成的土城墙。外城和内城之间有一座关帝廟。好像记得那座廟原来是在内城里面，当年我曾进去过，那时里面人迹罕至，神像东倒西歪，乍一进去，非常瘆人。现在这里成了一个游客必到的地方，香火很盛。对着廟门还新开了一个玉器商店，据说里面卖的各种饰物都是用祁连山出产的墨玉做的，价格倒不是怎么贵，为老伴买了一付玉镯才花了一百元钱，又花了四十元钱买了四只酒杯，据说有养生功能，不知是真是假。内城里面的变化更大，可以看出国家是花了巨资的。原来破败不堪的房舍都经过了精心的修缮，就连新建的公厕都相当豪华，里面还有一间摆放着仿红木座椅的休息室。

 

　　内城中央有一座府第叫做游击将军府，据介绍，初建于明隆庆年间，它不但是明清两代的镇守处理军机政务的场所，而且还代表朝廷接待西域和中亚地区的来使。这处建筑群是1987年在原来的基础上重建的，规模很大，两房三院，有将军办理公务的场所，还有生活区。里面还仿照古代的生活场景复制了众多蜡像，栩栩如生。游人至此，仿佛穿越时空进入了明代。记得当年的那几间房子，连门窗都被人拆掉用来烧饭、取暖。当时有一条马道穿城而过，城门常年洞开，驼队和马车队常在这里打尖（歇宿）。弄得门前的地上到处都是马粪。在靠近西城门的地方，还有一家专卖大漠行纪念品的商店，里面卖的是奇石和古玩，还有一些精美的佛像，价格不菲，不知道有没有收藏价值，我们可一件也没买。

 

　　关城的西门是这里最为雄伟壮观的一座城门，那厚重的城门和用条石、城砖砌成的门洞酷似北京故宫的午门，地面铺的条石经过数百年马蹄的践踏，被沧桑岁月打磨得十分光滑。城门的外面就是荒无人烟的戈壁连着不毛的荒山。戈壁滩上有人牵着骆驼供游客骑玩，不过那可是要另外收费的。我们对骑骆驼不感兴趣，只是在戈壁滩的小路上徜徉了许久，拍了几张照片。记得这条小路的尽头就是一个叫大草滩的火车站。离这里差不多只有四五华里远。那个车站特别小，原先就叫嘉峪关站，后来北大河站改成嘉峪关站，这里才改为大草滩站。现在这个站在列车时刻表上叫嘉峪关西站，不知道是那一年改的。1970年的深秋，我和老伴回江苏探亲重返新疆时，就是在这个小站上的车，那时老伴还和母亲们一起在嘉峪关大队当农民。那天下午，老伴和我一起穿过空无一人的古城，一直把我送到西门外的这条小路上，我们在路边坐了好长时间，当夕阳快要西堕的时候，我才催她赶快回去，等到我目送她走进了城门洞时，才回头大步流星地走向车站。

 

　　从城门外面的戈壁滩上看西门城楼，显得格外气派，朝西的城墙全是用砖砌成的，看起来有八九米高，高大的城楼，虽不金碧辉煌，但却霸气十足。城门上面刻着“嘉峪关”三个古朴的大字，城门外又新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乾隆御笔“天下第一雄关”，游客至此都要拍照留念。我们重新从西门验票入关后，登上了城楼，先是站在南城墙上眺望山下不远处的兰新铁路和与铁路并行的兰新公路。看到公路上不时有大型的货车通过。这条古丝绸之路比当年宽阔了许多，原来的砂石路面也早就改成了沥青路面，还有一段路正好从嘉峪关市中心穿过。后来我们又转回到北城墙上，关城的北面全是荒山，在下面的东北角上还建了一个酒店，叫刘老根饭店，再远一些就是不大的一片绿地和嘉关村的居民点。我们在城墙的马道上一直走回东门。从东门的城楼上可以看到到整个市区。乘车回到市里时，已经过了中午。

 

八、

 

　　下午，我们再次从市里乘车过来，想寻访到当年的房东。在居民点里转了好大一会儿，也没能找到五组所在地，因为家家关着门，又问不到人，居民点是建在一个东西向的狭长地带上，有两条并行的村道，北面的一条村道比主干道稍狭一些，门前也没有菜地，显然那些菜地原来是规化作为人行道的。居民点的北面就是一大片似曾相识的田野，一小块一小块的农田里，小麦还没有拔节，这里是春麦，要到秋天才成熟。分布在田间的弯弯曲曲的老水渠还在，就是水渠是干的，没有了当年流淌不息的清冽而甘甜的泉水，可能是现在居民点里也通上了自来水，浇地的水也只能靠从外地引过来。酒钢建设的初期，在北大河的上游，也就是在现在的嘉峪关西站的西北不远的地方，修了一个小型水库，叫大草滩水库。想到这么一个不大的水库，靠着拦截一点祁连山的雪水，养活这么大的一座荒漠上的城市，恐怕总有一天会力不从心的。

 

　　分布在田野里的还有一些当年的农家院，原来铺着黄土的屋顶大都已经拆掉了，只剩下了断垣残壁和高大的杨树。那些又高又厚的断墙还真有一点像古长城遗址。我们住过的余家大院，估计离这儿还有一段路，但可以肯定它现在已经是在我们目力所及的范围里。因为我的那条病腿实在是走不动了，拍了几张照片后就想回去，等养足了精神，明天上午再来。

 

　　后来在等公交车的时候，遇到一个开三轮车送客的老头，他听说我们要找一个叫余振海的人，便主动地告诉我们，他和余振海很熟，也知道他现在住的地方。我们大喜过望，就赶忙上了他的车。在路上，开车的老头告诉我，他姓王，今年已经八十岁，住在嘉峪关敬老院里，因为余振海的老伴前几年身体不好，经常用他的车子，他们就混熟了。车子开了没多一会儿就到了，老王叫开了余家关着的门，开门的人是一个清瘦的老头，穿着一件很旧的中山装，老王向他介绍说你的老朋友从江苏过来看你了，他起先很茫然，但还是很热情地把我们让进了屋里。当他听我说到我们是曾在他家的院子里住了近三年的上海移民时，他才恍然大悟地知道了我是张想宝的儿子。当时母亲是户主，我还算是个大孩子，与他交往极少，更何况五十多年的风刀霜剑又已经把我们雕刻得面目全非。他的景况很不好，老伴正瘫痪在床，而且已经失语，不过从她的手势和面部表情上能看得出她认出了我们，并且好像记起了许多遥远的往事。记得我们是同一年结的婚，他们是在春天，我们是在秋后。她的娘家在酒泉东面的高台县，她初嫁过来时，个子高高的，正是豆蔻年华。那年秋天，我的老伴从家乡过来时才十九虚岁，还没有发育成熟，和她走在一起时，觉得比她矮小了许多。如今她佝偻着身子躺在床上，瘦弱得像个孩子。余振海告诉我们，他家有三个儿子，现在都已成家另过，有一个孙子和两个孙女。他和老伴也分得了这一套很小的居民房。这时开车的老王插话说，要不是余振海的精心照料，他的老伴怕早已不在人世了。他还告诉我们原来那个叫张志兰的女队长还在，八十多岁了，住在她女儿家。本来还想到他家的那个老院子去看一下，因为时间不早了，只好作罢。临走的时候，与他拍了几张合影，礼节性地丢下了一百元钱给他床上的老伴。

 

　　后来，开车的老王又把我们带到原来的水泥厂，一看就知道还是在那个老地方，不过当年初建时的厂房和土高炉却是连一点儿痕迹都找不到了，眼前是一座相当整洁的现代化工厂。厂区里没见到人，显然是正停着产。离工厂大门不远的地方也有几排居民房，老王告诉我说那就是现在的一组，记得我们全家初到这里时，曾在这个叫牌坊梁的地方住过几个月。后来老王又把我们送到公交车站，给了他二十元钱车费，并留下了他的通讯地址，和他约定：等回去把照片冲洗好寄给他，请他转交余振海。

 

　　晚上回到宾馆后，觉得今天的效率特别高，到这里来的目的基本上都达到了，于是就决定明天掉头回去，计划晚上赶到兰州。本来还想再去敦煌去看看，还想顺便去一下酒泉附近的航天城，考虑到出来的日子也不短了，还是就此作罢吧。第二天清晨，我们就又早早地来到了嘉峪关车站，正好赶上第一趟发往兰州的列车。那天到兰州时才是下午两三点钟，比起过去速度快了许多，在车上的时间也省了好几个小时。因为明天上午有一班列车从兰州直接发往泰州，我们就只好在兰州等一晚，而且还能利用这几个小时领略一下兰州的变化。下车后先是排队买了两张泰州的车票，是硬座，两张票才花了三百多元钱。当时还能买得到卧铺票，可没舍得买，因为老伴在旁边不住地开导：坐上一夜能省三、四百元钱何乐而不为，还是想想过去吧。老伴的话也不是没道理，三、四百元钱可是六十年代一个小工人一年的工资收入，。兰州火车站旁的旅馆也不贵，我们入住的一家商务酒店，相当气派，标间很宽敞，也只花了一百元钱。不过那是“促住”价，标价可是一百六。

 

　　兰州车站好像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就是站前广场前面变化特别大，原来从车站到市里还隔着一段农田，现在都变成了繁华的街道。车站上的人也好像并不比当年多，记得在那个人口大迁徙的年代，夜里还有许多人在广场上露宿。那天下午，兰州下起了小雨，我们带着雨伞上了一班公交车，一直乘到市里，过了黄河大桥在桥北站下车。然后打着伞在黄河铁桥上漫步走回桥南。这里的河宽差不多有二百米，河两边高大的建筑鳞次栉比，宽阔的河面上静静地流淌着淡黄色的黄河水。想起一句俗语：“不到黄河心不死”，原来也叫“不到乌江心不死”，包含着楚霸王乌江自刎的故事，是指不到无路可走的时候不会死心，带有一点贬义，现在倒是可以用这句俗语比喻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意思。想到我们此行，先是在长城的东西两端当了两回“好汉”，现在又近距离地看到了黄河，该收“心”了，回家安度晚年吧。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我们顺利地登上了开往泰州的列车。一上车就有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车上有很多江苏人，而且大都是苏北人，车厢里缭绕着乡音，分外亲切。坐在我们对面的几个人是盐城那边的滨海的，他们是春节后到兰州打工的木、瓦工，因为他们在这里承包的工程已经结束，因而借此机会回趟家。与过去对比，火车的票价还是很便宜的，虽然五十年前这段路程的票价只等于现在的十分之一，但现在人们的工资收入已经比那时提高了近一百倍。餐车上供应的伙食也好像千篇一律，盒饭是每客十五元，早餐是一纸杯稀饭外加一个鸡蛋和一只点心，每客十元，约比地面上的价格翻了一番。坐在对面的那几个滨海老乡从兰州上车时带了一箱八宝粥，一直混到盐城下车。列车在漫长的陇海线上行走了将近一昼夜，这条路很早以前就是一条国内贯通东西的大通道，它从陇上的兰州一直通到黄海之滨的连云港。这条路对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算来已经走了四、五个来回。而且还在沿途许多地方下过车，像宝鸡、西安、郑州、开封、徐州这些地方，都曾在那里的车站上过过夜。以前走一趟可是要花好几天的时间，现在二十几个小时就能到家，想想还真有点儿匪夷所思。

 

　　列车过了徐州东面的新沂，就从陇海线上拐进了新长线，这条近几年才建成通车的铁路经过家乡兴化的一隅，在那里设了个车站，结束了兴化不通铁路的历史。过了淮安时才想起在行程的安排上又犯了个小错误，到扬州的最便捷的路线应该是从淮安下车，再从这里乘汽车去扬州。而经过泰州是要向东绕道盐城、东台，要多走几百公里冤枉路。那天，下午两点多钟到泰州，晚点了一个多小时。新建成的泰州火车站，在规模和气势上都远远超过兰州火车站，现在可能算得上是国内地级市中的皎皎者了。

 

　　晚上回到二女儿凤兰家，第二天就回到兴化老家，结束了这次愉快而又有点儿艰苦的旅行。历时十三天。全程费用花去六千多元，只花了原来预算的三分之二，这可是“节约闹革命”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