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苏轼童心，黄州惠州儋州

　　当苏轼尚未踏上岭南土地时，他的好友王巩（字定国）已受“乌台诗案”的牵连而被贬往岭南的宾州。其歌妓宇文柔奴（别名寓娘）自请随行。元丰六年，王巩北归，出柔奴为苏轼劝酒。苏轼问柔奴：“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奴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大喜，即刻作《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相赠：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轼为何如此喜悦？无他，得遇知音罢了。“此心安处是吾乡”，是柔奴的人生哲学，也是苏轼安身立命之所在。物质家园是脆弱的。人生天地间，必然有所求。既有所求，就会有得失荣辱之心，进而为自我处境与价值实现而忧患、困惑。故，无论走到何处，心若不安，何以为乐？而心若安定，无论行至何处，都可以将当下所涉足之地建造成精神家园。恰如“眉目娟丽，善应对”的柔奴，她是上天赐予王巩的“点酥娘”，当她“清歌传皓齿”时，岭南仿若因风起、雪飞而由炎热变为清凉。

 

　　那么，何以“此心安处是吾乡”呢？苏轼告诉我们，永葆童心即可。成年人的童心，并非简单的童稚之心，而是来源于童真又超越童年蒙昧而臻于纯粹通透的赤子之心。永葆童心的人，拥有真正的智慧。他们不是在逆境中逆天改命，而是在低谷期顺势而为；他们用善意与好奇打量世界，对淤泥有所洞察而不被沾染；他们从不生活给别人看，而是活出自我本真……苏轼就是一个真正颇有童心的人，他用最自然最有情趣的姿态迎接所有，以厚重沉潜，以轻盈行远。

 

　　且看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被贬湖北黄州后，如何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活出童真童趣来便知了。在黄州，他对美食的研究有质的突破。“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是苏轼《初到黄州》里的诗句。黄州临长江，鱼乃普通之物；黄州产竹，美味的竹笋亦便宜。故苏轼的菜里，鱼和竹笋乃最常见的食材。而他最有名的菜肴是“东坡肉”。黄州猪肉价格便宜，只因黄州人不爱吃猪肉。苏轼颇觉可惜，便做成“东坡肉”大快朵颐，还写了《猪肉颂》把这道菜谱记录下来并为猪肉大唱赞歌。

 

　　苏轼悟性非凡，心裁别样，锦心绣口，而且富有颠覆性、超越性、独创性，令人耳目一新。既聪敏机慧，又童心盎然。对美食如此，对旅游、创作亦然。苏轼对着黄州赤壁，信笔纵情写华章，原不过是借题发挥，岂料《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委实妙哉，后人倒也认了。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里，他如是吟哦：“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衰烟雨任平生。”比《念奴娇·赤壁怀古》另具一种况味，层次之丰富，心境之深远，令人每读一次，便如探险一次，心下无限感佩。

 

　　如无童心，何能如此当吃则吃、当游则游、当吟则吟？而苏轼激赏的柔奴，亦有如斯童心。她经历磨折，从岭南归来，反而“颜愈少”。她的微笑里，似乎还带着岭外梅花的幽幽清香。是的，时光对那些童真而通透的人无可奈何，风霜只能让永葆童心的人变得更美好。一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让苏轼谙其心晓其情赞其韵。而后来，苏轼真正踏上岭南土地，就更从灵魂深处真正达其气韵了。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在去世前不久，如斯总结一生。而其中的惠州、儋州就属岭南土地。世俗眼光中名副其实的郁郁不得志，却是他回忆时最大的骄傲。因为在兴邦治国的郁郁不得志中，他创造了辉煌的文学业绩，体悟了深刻的人生哲理。自嘲地骄傲着，骄傲地自嘲着；童真地通透着，通透地童真着。有时文字是人生的注脚，有时人生是文字的注脚，说一千道一万，无论是否文丽辞美，终究都是深入到人生里写出的文字更能击中神经末梢。譬如“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就击中了后来岭南岁月里的苏轼的神经末梢，也击中了后世千千万万的读者的神经末梢。

 

　　绍圣元年九月，苏轼经大庾岭赴广东惠州，开始了岭南贬谪生活。岭南地区相对落后的人文环境以及流行的瘴疠等等，都在威胁着他的生存。但他以理生的智慧与纯粹的童心，来应对这一切。他“借王参军地种菜，不及半亩”，吃着自己种的菜，认为其味胜过粱肉，灵心慧性又没心没肺。他又在这菜园里种上人参、地黄、枸杞、甘菊、薏苡等药物，不仅用以自我调理，还常施与他人治病，渡己又渡人。他在酿酒方面已能自创酿法，名为“真一酒”，创新又童真。

 

　　我们致敬一代代文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节操坚守。但我们也要深悉，“君子固穷”四个字，也许会误了读书人，也许会成了孔乙己们的遮羞布。君子耐贫，但安于贫是一回事，显摆穷是另一回事。活出自我本真，往往离不开物质的后盾。故而，苏轼从不显摆物质生活的困乏，而乐于共享料理生计的智慧，彰显纯粹通透的童心。他深悉活着为大，所以总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自给自足。他在惠州待了三年，看遍了山水，吃遍了热带水果，还作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样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诗。

 

　　黄庭坚曾如此形容此时的苏轼：“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饱”字烘托出苏轼身处艰危而怡然自得的童心，“细”字又刻画出苏轼追企陶渊明诗歌、人生之返璞归真境界的用功之深。或许，被贬黄州的经历曾让苏轼觉得宦海人生已然把他打磨得很成熟，而直至身处惠州，苏轼才惊觉当时只是“成熟”而离“很成熟”还有一段距离。真正的成熟，绝非一个终点，而乃一种积累。当苏轼在气候湿热、物质匮乏的惠州岁月里“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时，才是他“很成熟”的开始。而以厚重的成熟为后盾，才能在逐渐成熟中永葆最高境界的轻盈的童心。

 

　　绍圣四年，苏轼被贬往海南儋州。儋州的生活比惠州更艰苦，苏轼在《与程秀才三首》之一中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但最后接到赦令，将离开居住三年的儋州时，他却又在《别海南黎民表》中云：“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果然是“此心安处是吾乡”。海南岛上建有五公祠，纪念唐宋以来被贬的五位大臣：李德裕、李纲、李光、赵鼎、胡铨。此外，另有单独一祠，纪念的就是苏轼。比起其他谪宦，苏轼个性更具童趣，作风更平民化，和本地人的互动也更多……一言以蔽之，他跟儋州很亲。

 

　　秦观曾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秦观对苏轼的评价颇有见地。他认为，苏轼的才识中最高深的是人生观，其次是治国经世的才干与卓识，最后是文章。苏轼“和陶诗”的写作始于知扬州时，至惠州后便打算“尽和其诗”，后来在儋州时编成一集，“凡百数十篇”。言为心声，文如其人，苏轼的“和陶诗”里就尽是返璞归真的“苏氏之道”。深悉了这一种“苏氏之道”，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在儋州月光下喟叹着的苏轼，须发披霜、忧愁幽思的苏轼，同时也是阳光下静气流淌、童心盎然的苏轼。

 

　　那个洒脱有趣的老顽童，戴了黎族的藤帽，著上花缦，赤着双脚渡水穿林，“不愁故人惊绝倒，但使俚俗相恬安”；那个洒脱有趣的老顽童，吃着儿子苏过用山芋做的“玉糁羹”，听着邻家孩子的诵书声，享受着“日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的“谪居三适”。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说“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崇文兴教，移风易俗，硬是让那蛮荒之地百业俱兴，使一片山水从此竟姓了苏！他深悉真正的亲民是打通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的壁，他秉持这种心态，把与普通人民真正融为一体当成趣事一桩，对自己也就有了更多认可。

 

　　人生苦短，合该及时行乐，这个乐法绝非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而是即使被命运按压到最低处，也依然能如天才儿童般自得其乐着，悦己亦怡人，渡己亦渡人。苏轼的对手从不是那些围攻他、诬陷他的政敌，而是命运。苏轼在命运面前展现了自己不计较一时一地之失的童真，命运也拿他没脾气，让他在儋州抵达了功业的巅峰，这是他真正的胜利。一个人的思想和价值判断都是和自己博弈的结果。若是不失童真又超越童年蒙昧而臻于纯粹通透，前路就清明顺畅；若是失去童真又克服不了人性弱点而画地为牢，前路就万劫不复。

 

　　试问苏轼童心，黄州惠州儋州。苏轼把世俗的滑铁卢活成人生的高光时刻。大道至简。有时候，越想要功业，越需要一颗童心来加持。护持童心，或许是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