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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歌的沉寂及其功能异化的冷思考

发布于:2012-11-06 15:39  ┊ 阅读  ┊  人参与  ┊ 文 / 闻明刚

  少说有20年不读诗了。与我,不读诗基本有两个原因,一是淡化了心境,二是没有了时间。

  心境跟年龄有关。20年前,正是鸟语花香,追逐阳光的年龄。被爱情淫浸的青春像枝头上的鸟儿,欢快歌唱。那时读诗也写诗,但大多跟青春和爱情有关,尽管肤浅,但非常真挚,非常纯朴,非常的原生态。这种除却了雕琢和刻意润色的诗(也许称不上诗),就像未经污染的一泓清泉,许显孤寂,却异常清澈和甘甜。她是源自心灵的羞涩独白,也是火样青春的肆意张扬。这种抒发少男少女浪漫情怀的青春诗,尽管欠缺诗歌技巧的把握,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对诗歌精神本原的感知和吸纳,是非常真切的。无病呻吟也罢,激情表述也罢,枝蔓并存也罢,这都不很重要。因为,诗歌本身就是个体化的表征。

  虽然没能对诗歌作深入体验和研究,但我相信,很多诗人创作的原动力无疑源于对爱情的冲动和拥抱。这样的爱情诗不胜枚举,像《诗经.周南.关雎》,乐府民歌的《上邪》,辛弃疾的《青玉案》,刘禹锡的《竹枝》以及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舒婷的《致橡树》,海子的《你的手》,顾城的《远和近》等很多经典情诗至今还广为传唱。古体诗也好,现代诗也罢,自古以来,尤以爱情诗最能植根于人们心灵深处。诗评家王卓华说:“诗歌最显现的特征有两个,一个是音乐性,也就是诗歌在形式上的节奏美和韵律美。二是真性情,也就是思想上的真实性和个体性”。可见,诗歌是吟唱爱情的绝佳工具,是传达美表现美凝炼美的最好信使,千言万语难以表达的情感信息,也许只需几句用心灵弹奏的音符——诗句,就能让人充满遐想,回味久长。事实上,我们并非痴迷于诗歌本身,而是意欲通过诗歌这种工具(或手段)向心爱的恋人倾诉真诚的情感。

  随着时间推移,爱情随初恋被时光埋葬,心境随年龄被现实平荡。心境不存自然诗也就不写了,更多诗歌爱好者仰或准诗人想必大多如此。这从《星星》等诗歌类刊物在零售市场的消失似见一斑。记得上中学那会,每到月初《星星诗刊》发行时,我就从乡下骑车到距离20公里的县城邮局旁边的一家报亭,买上那本心爱的《星星》如痴如醉地读起来。但现在报亭里,早就停售此类刊物了。原因很简单,现在写诗人少了,读诗人更少了。那么,是谁侵占了诗歌的阵地?诗歌真的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我们的爱情还需要诗歌传唱吗?曾经的诗人今安在?这一系列现实问题,让我无法保持冷静的坐姿,思绪随缕缕烟雾萦绕在指尖,久久无法散去。

  当我把这几个问题抛给自己的时候,我忽然感觉自己钻进了自制的樊笼:这是一个颇为重大的命题,绝非一个诗歌爱好者所能回答的。然,我又想,既然进去了,我就试图打开这个樊笼,起码做出一个“打开”的姿态也是必要的。

  说是没有时间,其实仅是借口。写诗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散步,用餐,聚会,阅读,包括打酱油的路上,无处不在都有思考的时间。诗在心中,心随诗动,诗歌产生于灵感的一瞬间。并非一定要端坐桌前,一茶一烟一纸一笔方能作诗。诗歌的创作必须具备原动力,否则,再优雅的环境也非诗歌创作的引药。1990年我曾参加了一次县诗歌协会座谈会,期间结识了一名叫韩山石的诗友,山石兄当初非常活跃,堪称我县诗歌界活跃分子,且屡有作品在省、市级刊物上发表。前日文友聚会,偶见仁兄,方知其现就职县残联。问起怎不见其作品问世。其答,写诗不能当饭吃。事实上,不仅诗歌,如今,除类似莫言等名家大家外,从事纯文学创作的人,很难把文学当着吃饭的工具。“难”,但并非不可能。在文学创作同样市场化的境况中,试图靠几篇文章就让读者买“账”或获领取国家俸禄,显然初衷就成问题。文学是一块需长期坚守也不一定就生长果实的贫瘠地,任何心存功利者都将渴死在马拉松的文学长途中,况乎三文不值两文的几首诗歌?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尔兰诗人西莫斯·希尼曾言:“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的功效为零。从来没有一首诗能阻挡住坦克……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诗的功效又是无限的。”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诗歌虽然解决不了任何现实问题,但诗歌是启迪心灵的一把钥匙,能在“生命的暗夜”中,启开一缕光线,引领人生之路,这难道还不够吗!

  我并非鄙视诗歌创作者争取市场认同的欲望,能把诗歌推向市场获得大众认可,这是对诗人价值的肯定。但诗人不是菜农,没钱用时就把作品拿到菜市场当菜卖。写诗就像做直销,千万别受几句“一朝致富”的鼓吹就丢下手上的活全职而为,那样只会失败得更惨,兼职方能更长久。

  心态正,诗才正,艾青说“用手写出来的诗不是好诗,用心写出来的诗才算好诗。”在我所接触的诗人中,沙克当属一个很“正”的诗人。沙克是“新归来诗群”代表性诗人,一级作家,现长居淮安。我是1992年在淮安读书期间认识沙克的。他着一副近视眼镜,时常双眉紧锁,显示出一个诗人应有的思考力和睿智气质。多年来,沙克以一种真诚而淡然的心态,持有所求而又无所求的姿态,游走在诗歌的伊甸园,用心去爱和创作他的诗。对于沙克的诗,著名作家范小青的评价颇为中肯:“对于生命、自由、艺术(美)和爱的追求,对于自由飞翔的无尽探求与实验气质,对于爱的包容宽度的延展,每每触及现实生活的本质,呈现出一种精神的硬度和韧度。”诗人的“正”必将也得到读者和社会的认同,沙克的诗曾获《中国作家》、《诗歌报》、《星星》等权威报刊、机构评选的全国性文学奖项10多次,2005年被《文艺报》等媒体评为“新时期优秀作家”,另有部分作品被译介到国外,成为一名颇具影响力的新时代诗人。

  诗歌是精神的原乡,在任何时代,诗歌的意义或功效从未改变过。试图借助诗歌“买车买房”的努力必将是苦闷和无果。

  诗歌,兼具哲学思考和美学礼赞两种功能。我乐于倾向后一种功能,因为诗歌首先应该是感知美和传唱美的,将美好的事物通过诗歌的礼赞功能表现出来,以致达成心灵沟通、人物共鸣的美好境界。诗人是传递美的使者,诗如其人,故诗人是值得我们敬重的,包括所有读诗、爱诗、写诗的人。在此,我要提及淮安二院的叶茂林大姐。大姐不是诗人,但她诗人般的品格尤为让人敬仰和尊重。1996年我和大姐有过一次接触。当时我姐姐因急病夜赴淮安(当时叫淮阴)医院,生命垂危,幸得大姐帮助及时手术才得挽救。那时,大姐给我的印象是说话温和,但行事果断。一件令人焦急无助的手术大事,在她有序不紊的处理下,让我们全家人都得到抚慰。因忙于工作,至今未能和她再次见面,但我内心一直感激和默念这位热心的大姐。大姐热忱于诗歌,常以诗抒怀。前阵,我有幸读到了她的几首诗作,在惊叹她超群才气的同时,其诗歌所蕴含的母性的温情,以及对生命不懈求索的坚强,让人非常感慨。她的诗立意鲜明,文笔流畅,韵脚工整,抒情柔美,“诗”和“歌”结合的非常完美,颇具乐感。大姐并非为写诗而写诗,大多是写给自己和身边亲人看的(也有小范围发表的),是用真情写就的,唯如此,这样的诗才有感染力,影响才更深远,更令人肃然起敬。

  无法否定,在一切以金钱、数量、物质来衡量的泛娱乐化的时代,纯文学的诗歌是无奈的,也是没落的。现在的“诗”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和“歌”隔床而居了,且被“歌”豢养了。譬如,在卡拉OK里被嚎叫的歌,实际上已经成了娱乐氛围的调节剂,没有哪一个唱歌者在高声嚎叫时,还能用心品味诗词本身的蕴意和情感延伸。同事们一起去卡拉,当你和同事的老婆合唱“天仙配”时,你真敢“夫妻双双把家回”吗?保证你少不了一阵暴揍。前几天,我注意到诗人汪国真作为出席嘉宾,参加了深圳卫视《年代秀》节目,这个90年代曾被万人拥戴的抒情歌王,相较其他几位穿着时尚,言谈活络的嘉宾,显得非常拘谨,非常地不合群,在镁光灯的照耀下,目光无措,神情恍惚,再难寻他曾经清丽昂扬的风貌和诗性的灵动了,楚楚地呆坐一边,显得非常地傻逼。

  当然,如过早断言现在已不是文学的时代和诗歌的时代,是不负责任和主观的,莫言的获奖即是无声地回击。诗歌的沉寂固有时代因素的钳制。各种娱乐方式和信息媒介的凸显,一方面说明时代在进步,一方面也说明读者有更广泛的选择空间。如依旧是生产队晒场上放电影的年代,人们对文学(娱乐)载体的选择空间会很小,诸如小说、诗歌、散文等置于书店里的纸质文体一定会进入很多读者视线。问题是,进入读者视线又能怎样?价值平庸的一部作品,读者会掏钱购买吗?事实上,随着网络的发展,现在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发表阵地更为广泛,类似起点中文网、湘潇书院、小说阅读网、晋江原创网、红袖添香、榕树下等文学网站都非常知名。前提是,你的作品必须优良上乘,才能获得鲜花掌声!否则,读者挑剔的评价很快就会让你退避三舍,饱受打击。

  人文环境在变化,时代在进步,那种妄想凭借一、两首诗就想换来“市场价值”的所谓诗人,对诗歌本身就是一种亵渎和诋毁。这种诗不看也罢。

  事实上,西莫斯·希尼“诗歌不能阻挡住坦克”的论断,我们需正确理解。作为一种重要文体,诗歌在特定环境下的功效显现是非常明显和无可替代的。譬如,在汶川大地震中,涌现了很多舍己救人的感人场景,当央视主持人在沉闷低回的声乐中,以诗歌的形式,深情并茂地朗诵和叙述那些声声呼唤时,在场的观众谁能无动于衷,谁能不动恻隐?当我们深情朗诵《周总理,你在哪里》这首诗歌时,谁不潸然泪下,无限动情。这些都是诗歌的影响力和震撼力的强力显现。再譬如,观众都觉得史诗性电影好看,有震撼性。但人们在关注宏大场景时,往往忽视其定语---“史诗性”。史诗是反映历史重大事件(问题)的总体艺术感受、哲学观照和历史反思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是关乎描述历史重大事件的长体叙事诗。电影是依据史诗拍摄的,“好看”的不是电影,而首先是史诗。可见,诗歌并不是炒菜用的鸡精,可有可无,不同时代有其不同的功效特征。

  在和一些诗友聊天中能感觉到,现在很多诗人自命清高,偏离现实创作土壤,太过矫情,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免疫力下降,也是过早遁退诗坛的原因之一。还有,个别诗人反叛意识太强,偏执并困扰于社会和人生的灰暗,最终致困惑和忧郁走向生命极端,当年海子和顾城的自杀尤为让人深思(1993年,顾城在新西兰自杀后,我发表在《淮海晚报》的一篇《终于没有走出黑暗的黑色的眼睛》文章曾就诗人的性格因素尝试诠释)。前一阵,看到报道,说是著名诗人海啸,为了振兴诗歌,正试图将诗歌拍成电影,借助电影的画面感和视觉力让更多人关注诗歌,以期拯救诗歌。在惊叹海啸兄弟创造性的同时,我又想,如此一来,诗歌是否又向电影这个大款寻求豢养,落得甘当“小三”地步了?

  行文到此,我似乎找到了打开“樊笼”的缺口,那就是:诗人生存的土壤依然存在,只不过“土质”(网络与纸质并存)发生了异变。不是贫瘠,而是更广袤了;曾经的诗人大浪淘沙,像沙克一样的很多诗人依然活跃在诗坛,继续讲述诗歌的故事;读者的口味愈来愈讲究了,他们在享受精致生活的同时,也需要精致的诗歌;诗歌的兴趣也广泛了,乐于被豢养的依然自行其乐,坚守纯洁的依然纯洁如圣女。

  诗人翟永明的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在我看来,这世界上没有什么诗人,每个人都是诗人,只是有的人能将自己的感受用创造性语言表达出来,有的人没有表达出来。作为人,我们都有对生活的感悟,不论你是皇帝,还是乞丐,大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诗歌注定会变得越来越纯粹。”

  诗歌果真会变得越来越纯粹?我们真诚并小心地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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